蒙元以弓马征服天下，极重视武备和兵器制造，征战各地，都特别注意收罗工匠，以充实武器装备的力量；并实行奖励政策，以高官厚禄鼓励发明创造，遂使其兵器制造技术迅速提高，领先于世界。
元代的军队装备中冷兵器仍占主要地位。蒙古军以骑兵为主，步兵次之，步、骑皆精射术，均以弓箭为主要利器，恃弓力强带箭多而取胜。也盛用投枪。格斗兵器有刀、斧、剑、锤(骨朵)等。防护装具有皮制甲胄和盾牌，“甲上复铁片”。
元代的火器在宋、金火器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特别在南宋突火枪和火筒的基础上创制了金属管形射击火器——铜火统，形成火统和碗口统两个类型，开启了近代枪炮发展的先河。骑兵马具作为蒙元武备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备受重视；一些制品，用具繁复，颇为精美。元王朝的历史，源于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国，而其军事斗争史则可远溯到蒙古建国前草原部族的兼并之战。元代的基本军事建设、军事思想和重要战争，大都形成或发生在建元前的蒙古国时期。蒙古国的历史，是一部以兵立国、以战强国的历史。蒙古族的统治者在统一中国以后，虽然接受了很多汉族文化，但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了本民族的传统，在军事上似乎还要突出些。这本军事史的撰写，即体现了上述这些特色。
淄博信息港www.zibo6.com从权威人士处获悉
《中国元代军事史》，从１１８９年铁木真称汗、翌年的十三翼之战始，至１３６８年朱元璋率军克元大都、元顺帝北逃上都止，纵跨近１８０年，比较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元代军事的历史继承、军队的创建、军事斗争、军事法规与制度、武器装备、军事后勤、军事思想、战略战术等诸方面情况的发展演变。
作为一部系统介绍蒙、元军事史的专著，在中外史学领域内尚不多见，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元代军事与国防大势概述
（一）元代军事史的源流与分期
五代宋元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继续发展的时期，是中国又一次从封建割据走向全国统一的时期。处在这个时期末端的元王朝，结束了五代以来长达３００余年的分裂割据局面，进一步显示了封建大一统的建国规模，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都有所造就。
纵观元王朝的历史，军事斗争贯穿始终。一部元史，实际上也是一部征战史。１２世纪后期至１３世纪初，成吉思汗经过约２０年的战争统一了蒙古高原。此后，又经过７０多年的大规模战争，至１３世纪７０年代末，蒙古民族终于抚定中原，混一四海，最后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历史重任，建立了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至辽左，南越海表的元朝大帝国。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所以能征服和统治半个世界，强大的军队和杰出的军事才能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元朝统治者以军队为主要力量，以军事斗争为主要形式，演出了一幕幕在中国以至世界古代战争史上罕见的历史活剧。这一时期的军事活动特别是战争实践，创造了一系列卓越的战略战术，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不仅是全部元史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军事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是中华民族一笔珍贵的历史遗产。
元王朝正式建立大元国号，是在世祖至元八年（１２７１年）。大元，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义。这是以文意建国号之创始。在此以前，中国历代王朝所用国号，如周、秦、汉、唐、宋，都渊源于帝王当初封邑之名。
创建大元的蒙古族，没有建立单一的蒙古族政权，而是形成了一个以蒙古贵族为主的、汉族地主阶级和其他民族上层支持合作的政权。它始终处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政权内部矛盾的紧张状态中，没有能够建立起稳定的政治统治。从立大元国号至灭亡，其历史还不足百年。
蒙古族所建立的元王朝，实际上是成吉思汗所创立的蒙古国的延续。建元后的军事斗争和建设，是建元前军事斗争和建设的继承与发展。在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之前，已经历了元太祖（孛儿只斤铁木真）、元睿宗（孛儿只斤拖雷）、元定宗（孛儿只斤贵由）、元宪宗（孛儿只斤蒙哥）４位蒙古国大汗和摄政王。从１２０６年蒙古国的创建到１２７１年大元国号的建立，共６５年。从军事史角度看，元代的主要战争、基本军事制度及军事思想大都发生和形成于这一时期。因此，这一时期在元代军事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不可忽视的价值。把这６５年算上，到１３６８年元室北迁，则元代历史即展延至１６２年。
自铁木真１１８９年称汗至１２０６年建立蒙古国，这１７年间的主要事件，是成吉思汗为统一蒙古大草原所进行的部族兼并之战。这一时期是蒙古军队、军制、军事思想的萌芽初创时期，也是蒙古部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后进行军事实践活动的最初阶段。倘若以此作为发端，则元代军事史纵跨近１８０年。
蒙古民族有着自己悠久的历史、特殊的传统和优良的素质。蒙古统治者没有像前朝女真和后来的满清那样更多地接受汉族文化，接受中国封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有一定限度，而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本民族的传统和特色。建元后，在军事斗争、国防建设以及军事思想上，虽然吸收了不少汉族的先进成份，但基本沿袭了自己的传统，这使得元代军事史具有鲜明的蒙古民族特色。一部元代军事史，深深打下上述历史沿革和民族传统的印记。
元代军事史，依上所述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铁木真称汗至蒙古建国。对铁木真称汗的时间，有１１７９年、１１８３-１１８４年间、１１８９年之不同考证。本书从蒙古人撒囊彻辰的《蒙古源流》记载取１１８９年称汗说。
铁木真称汗，不仅使他从一个贫困潦倒的贵族后裔一跃成为部族的领袖人物，同时，也标志着蒙古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军事力量登上了群雄争霸的大舞台。当时蒙古部的周邻，是一些强大的游牧部落。如：东邻的塔塔儿（又称鞑靼），西面的克烈，克烈部牧地以西的乃蛮，蒙古牧地以北的蔑儿乞等。这些强大部落或部落联盟，其社会发展程度和军事实力大都强于蒙古部。在蒙古部族内部，还有主儿勤（主儿乞）、泰赤乌、札答兰等不服之部落。在如此众多的强劲周邻的包围中，铁木真率蒙古部经数十次大小战斗，历经挫折、失败，终于走向胜利，镇服了各个部族，统一了大草原。在激烈的军事斗争中，铁木真不断收编被降服的部族以充实自己的军事力量，并将起初的十三翼军按照十进制整编为组织严密的新蒙古军，组建了怯薛军，奠定了蒙、元军制和以骑兵为主的战法的基础。在部族兼并战争中，铁木真锻炼了自己指挥作战和内政外交的能力，培养了一批忠勇的战将。蒙军擅长的政治宣传攻势、使用间谍之法，在这一时期也已初见成效。蒙古军队在初创时期，即显示出其独特的优势和强大的战斗力。
第二个时期：蒙古建国至建元。蒙古建国后，赫然面对的政权和军事力量，有汉族的南宋，女真族的金朝，党项族的西夏，畏兀儿族的高昌，契丹族的西辽等。统一的蒙古汗国的建立，把蒙古的历史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军事实力的增强，军制和法典的进一步完善，疆域的扩张，都使这个汗国的奴隶制统治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在这个时期，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窝阔台汗、蒙哥汗，不断对南方和西方用兵。对南方的战争，主要是灭夏、灭金、灭宋三大战争，都是在中国大陆进行的；对西方的战争，则从中国大陆远进至中欧。
统一蒙古的战争结束后，新生的蒙古国其疆域东自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达阴山山脉，北连贝加尔湖，面积约２００多万平方公里。但此时的蒙古人尚没有明确的国家主权与领土观念。通过以后与汉族、女真族的争战，在传统的物权观念之外，才逐步形成疆域主权意识。汉族帝王以华夏为天下，统治华夏即享有天下。而蒙古大汗以天下为天下，自东至西，上天皆以付我.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对外域扩张侵略的雄心霸气，是中国历代帝王无法比拟的。蒙古国西征，始于１２１９年，止于１２６４年，持续４０余载，前后三次。第一次是成吉思汗征花刺子模，５年之间横扫亚欧，前锋直到东欧和伊朗北部；第二次是拔都等率军征伐匈牙利和波兰，击败斡罗斯（俄罗斯）；第三次是旭烈兀破灭木刺夷、报达（今巴格达），占领西南亚。三次西征的胜利，使蒙古分别建立了窝阔台汗、察合台汗、钦察汗、伊儿汗四大汗国。
西征作战中，蒙军无后方依托的远程机动作战能力得到了惊人的体现，骑兵战术发展至高峰时期。成吉思汗祖孙三代，所向披靡，灭国数十，拓域万里，雄跨两洲，使中国统一后的疆域较之汉唐盛世更加辽阔。
自宋宁宗开禧元年（１２０５年）始，到宋理宗宝庆二年（１２２７年）西夏国灭亡，蒙古国六次征讨西夏，前后历２３年。在对西夏作战中，蒙军逐渐掌握了攻打城池的作战经验。蒙古侵金，始于宋宁宗嘉定四年（１２１１年），至宋理宗端平元年（１２３４年）灭金，前后２３年。在侵金、灭金战争中，蒙军多次与金军进行十几万、几十万人的大会战，大兵团作战的组织指挥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灭金后，蒙古即展开了灭宋战争。自宋理宗端平二年（１２３５年）
大军南征，到元世祖至元十六年（１２７９年）灭宋，窝阔台、蒙哥、忽必烈三位大汗前征后伐，历时４４年，终于实现了成吉思汗的宏愿，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第三个时期：建元至元王朝覆亡。元王朝建立后，在保存蒙古军队建设原有制度和传统的基础上，采用了一些宋朝的政治军事制度，但军事思想没有进一步的发展。只是在火器的制造、水军的编练和国土防卫上，采取了不少新的措施。军事斗争已无进步意义，军队的战斗力逐渐走向衰落。这个时期的战争，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元初的夺位靖乱。忽必烈与其弟阿里不哥的争夺汗位之战，持续了５年之久，终以阿里不哥的归降而告终。而后是延续３０多年的平定蒙古宗王海都、笃哇等人的叛乱。二是征伐高丽、日本、安南、缅国、占城、爪哇的对外征服扩张战争，大都以失败告终。三是镇压各地人民起义的战争。政治是军事之母，政治的腐败必然导致军事的衰落。战争的结果是元军彻底败于农民起义军，元朝灭亡，明朝建立。至此，成吉思汗创建的蒙古军队走完了自己由崛起而兴盛而衰亡的历史道路，以此构成整个元代军事史的三部曲.
（二）蒙古军事力量的崛起和壮大
１。蒙古民族的形成
中国北方的游牧人群，在春秋以前被中原人统称为北狄。蒙古部族的兴起是比较晚的。唐朝统治时期，汉族文献始有蒙古部落的活动记载。《新唐书》、《旧唐书》中的蒙兀部、蒙兀室韦，宋、辽、金时期汉文史籍中的蒙兀、朦古、萌古、盲骨子、忙豁勒等等，都是现今蒙古二字的译音异文。蒙古的含意早期考证以萌古为据，意为孱弱和淳朴；后来的考证认为，蒙古是永恒部族的意思。唐末战乱迭起，北方各族由于失掉中央统治的控御，也进入了相互征杀兼并的时代。亚洲中部，北自西伯利亚，东迄白令海峡，西至伏尔加河，南到高丽，包括今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北部的广大地域，成了征杀驰骋的广阔战场。蒙古部族正是在这种掠地争势、分化组合中获得发展的机遇。
蒙古族早期没有自己的文字。根据传说、记忆和后来文献记载，蒙古族与契丹、鲜卑、乌桓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属东胡的后裔。而在蒙古的历史传说中，他们的祖先巴塔赤汗，是由一只受天命的苍色狼和一只白色的鹿所生。巴塔赤汗以后历代祖先的谱系，成为蒙古各部族由来和血缘关系的依据。
蒙古族的发祥繁衍之地，在不儿罕山地区（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大肯特山地区）。这里是斡难河（鄂嫩河）、怯绿连河（克鲁仑河）、土兀刺河（土拉河）的发源地，即三河源头.对蒙古各部族的考证是件异常复杂的工作，至今难以定论，有三十六种、七十二种、上百种等说，其中难免有重复和错讹。从主干上考证，蒙古氏族部落组织后来形成了血缘关系不同的两大支：尼伦（尼鲁温）和迭儿列斤。而尼伦这一大支系的诸部落，是血统纯正的蒙古族。铁木真（成吉思汗）即生于尼伦一支中的孛儿只斤部落。
从民族学角度看，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之前，历史上还未形成蒙古这样一个民族共同体。公元９世纪以来，大批蒙古先民来到蒙古高原时，是属于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大大小小的众多氏族部落。随着生产力的缓慢发展，私有制的逐步确立，部落组织血缘关系的纽带已渐松散，部落间为争夺牧场、牛羊、奴隶展开了残酷的混战，氏族的界限被进一步打破。而成吉思汗的统一战争又加速了部落之间的交融。蒙古国建立后，原各氏族部落的人通过千户制被统一组织起来，原来的氏族部落组织彻底瓦解。蒙古高原成为民族的共同地域，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共同经济开始形成，尼伦、迭儿列斤部落方言成为蒙古语的基础，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也已产生。从此，以成吉思汗出生地蒙古乞颜-孛儿只斤部为核心，蒙古高原诸部被凝聚起来，成吉思汗所统辖地域概称为蒙古地区，地区内的人民自称为蒙古人。蒙古民族作为一个整体，走进了世界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大家庭。
２。蒙古军队的创立与建设
蒙古民族在战乱中形成，一支骁勇善战的蒙古军队也随之建立并迅速壮大起来。蒙古民族崛起的历史，即是一部以兵立国、以战强军的历史。
１２世纪，由于中原经济文化的影响，蒙古部族的社会生产力有了新的发展，在狩猎和部落战争中开始使用铁制兵器。远战则以弓矢，近战则以刀矛，用火药之力抛射石木的臼炮也逐步用于战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蒙古各部贫富分化日益明显，出现了部落贵族、牧民、奴隶等阶层。为满足对财物、牧场、奴隶的占有，贵族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争斗。当时的部落，实际上就是一个军事组织。部落贵族通过向普通牧民征发赋税、徭役、兵役、从事掠夺战争来壮大军事力量，捍卫部族利益，稳固和扩大统治范围。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就无法在天下扰攘，群雄争逐的蒙古高原生存。
铁木真初称汗时，兵马不足３万，组织松散，力量弱小，只得与当时势力强大的克烈部联盟。联盟破裂后，铁木真击败克烈部王罕的战役，是蒙古部族崛起的关键性一仗，在蒙古军事史上具有重大意义。铁木真在初战时几乎全军覆灭，而后从绝境中奋起，反败为胜。这是铁木真一生中最艰苦的战斗。失败使他彻底丢掉了幻想和依赖，胜利则使他毅然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接着，在迎战另一个强大部族乃蛮的进攻之前，铁木真整编了所率兵马，健全了军政合一的统帅部，依十进制组编军士，组建了由最高统帅直接指挥的护卫军（即怯薛军）。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整编，从此蒙古部族有了一支可称之为军队的武装力量。至战胜乃蛮部、建立蒙古国，其兵力已发展到１０万多人。铁木真在长期的部落兼并战争中，逐步壮大了自己的军事力量。他严格治军，广纳将才，完善军制，改进武器，加强训练，很快使初建的蒙古军队成为一支组织严密、纪律严格、训练有素、士气旺盛、战斗力很强的武装力量。蒙古族人世代游牧，自幼精骑善射，生于战乱，长于厮杀，一旦被大略深沉、用兵如神的领袖团结组织起来，即显示出难与匹敌的巨大力量。这个民族，人皆可以为兵，招之即来，聚则善战；这支军队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元史？兵志一》），军在马上，马赖草原，补给因地制宜，机动迅猛快捷；这些骠悍的骑士，冲击则勇往直前，浴血则在所不辞。凡与之交战的军队，无不闻风丧胆；上帝之鞭挥处，无不所向披靡。
蒙古军队的缔造者成吉思汗，治军十分严明，尤其重视建立法制和严格的纪律秩序。蒙古国初建时，蒙古还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凡发命令，遣使往来，止是刻以记之（《蒙鞑备录》）。据《史集》记载，早在铁木真战胜克烈部王罕后，即制定了优良而稳定的札撒.札撒，意为命令、法规，这还只是口头上比较系统的军令。待畏兀儿字蒙古语创立后，首先用其将习惯法整理为成文法典，把札撒、训言书写于纸卷，名为《大札撒》，传示族人。此后，凡遇有重要国事军机，都要集合诸王敬谨读之.《大札撒》现已失传，从各种史籍中保存的一部分条款看，这个法典主要是明确肯定大汗的统治权和贵族的特权，维护社会秩序，强化作战纪律。蒙古国军政一体、兵民一体，治国即治军，严明军纪也是严明国法。这个法典规定，对于杀人、盗窃、通奸者，处以死刑；对于在战斗中拾得友军武器、财物不归还者，也要处以死刑。在平时，成吉思汗要求诸将和士兵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在军令传达后不能率全体士兵出征者，要同他的妻子一并处死。
他要求士卒处人民中，必须温静如犊；然在战时击敌，应为饿鹘之搏猎物.他要求将领必须身先士卒，行军需先后照顾，作战必上第一线冲锋陷阵，并要时时爱惜士马之力.有战，则以战训士卒；无战，则以围猎习战斗。
不与人战时，应与动物战.蒙军每次出征作战前，将领都要检阅队伍，查看士兵所带器物。每人除了弓、矢、斧外，必须携带打磨铁器的工具，以厉兵刃，还要带上一筛、一锥及针线，缺一物者治罪。在战斗开始前，将领们还常向部队规定一些战场纪律，严格规定将领不得擅离岗位，士兵不得私自脱离战场，不得遗弃伤员，不得私掠财物，不得后退求生，不许泄露军机等，违者以军杖重打，或充军流放。对于严格治军，不仅成吉思汗贯彻戎马一生，他的后代子孙也无不效仿。蒙军常以收降敌军来扩充自己，所统辖的部队成分也很复杂，但由于治军严格，使得军队得以保持有效的指挥和统一的动作，不论是敌方归降的士兵还是其他部族的人员，一旦进入蒙古军队，各种恶习都被严明的纪律所限制，战斗能力即被激发出来。
蒙古军队能够迅速发展壮大，成吉思汗善于用人将将是一个重要因素。
早在铁木真战胜克烈部的关键性战役中，他的周围已经有了一些文韬武略俱备的中原人、汉北的契丹人和女真人，由他们组成参谋部和战斗核心。建国后，更加重视广纳贤士、网罗人才。如耶律楚材，为契丹族人，他的祖父、父亲都是金朝的官员。他通晓儒学、哲学、天文历法和医学。成吉思汗遇到这个人才后，对儿子窝阔台说：此人天赐我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当时西夏人常八斤对耶律楚材说，蒙古是尚武之国，而明公欲以文进，不亦左乎？耶律楚材说：治弓尚必弓匠，岂治天下不用天下匠耶。成吉思汗闻知后，非常高兴，对他愈加看重。耶律楚材后来辅佐太祖、太宗近３０年，对蒙古国的政治、军事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成吉思汗对其诸将也善于量才而用。智勇兼备者，使之典兵；活泼跷捷者，使之看守辎重；愚钝之人，则付之以鞭，使之看守牲畜。广纳良才，知人善任，使成吉思汗麾下成长和聚集了大批良臣名将。如并称为四杰的木华黎、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英勇善战的速不台、者别、兀良合台、怯的不花等等，可谓人才济济，良将辈出。蒙古军队初建时，由于部族经济文化落后，因此，军队的建设缺乏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但蒙军善于学习吸取其他民族的先进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个弱点。每次破城掠地后，蒙军都要对被征服者进行大肆屠杀，但能工巧匠、有一技之长的人则往往幸免。这类人才被大批集中收编到蒙古军队中来服役，担负了制造改进武器装备、管理使用工程机械等任务。
这些来自各地特别是中原的人才，把当时各民族的先进技术带到了蒙古草原，有力地推动了蒙古军队武器装备的改善和作战能力的提高。
蒙古军队从统帅到士兵，都没有文化能力，无法用文字整理、总结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至建元后也没有设立专门的武学。但这并没有影响蒙古族统帅和将领充分展示自己的谋略天才，发挥驾驭和指导战争的非凡能力。运用谋略、分化瓦解敌军，早在铁木真击败强大的克烈部战役中就已运用得相当成功。此后在与夏、金、宋等国的作战中，也出色地利用了各种矛盾，纵横捭阖于诸国之间，进而各个击破。中国自古宗教自由，从无宗教战争，成吉思汗对此深有领悟。在历次战争中，竭力避免宗教纷争，不因本民族崇尚佛教而歧视、禁止其他宗教。征灭花剌子模、报达等国时，就依靠这种宽容的宗教政策赢得人心，争得政治上的主动，保证了军事斗争的胜利。有时，如进攻合失合儿，只是利用了当地教徒受别种宗教歧视和压迫的矛盾，大力宣传宗教自由，即不战而克人之城。蒙军围绕骑兵机动性强的优势，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战法。其最大特色是积极进攻，实施大纵深、大范围的迂回包围，在以迅速灵活的机动集中优势兵力与决战方面，始终掌握战略战役的主动权。蒙古军队历经百战，战略战役上的防御作战绝无仅有，有的只是进攻再进攻。而大迂回、大包围的攻势战法，屡屡演出上佳之作。如成吉思汗攻略燕京，窝阔台汗假道灭金，蒙哥汗远征大理、交趾为灭宋作战略准备，以及西征花刺子模等，都充分显示了蒙军大规模机动作战的胆略和气魄。蒙古军队所以能在短时期内征服半个大陆，除了当时亚洲、东欧的封建国家正处于分裂、衰落阶段，军力削弱之外，在战争指导、战略战术上高出一筹，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蒙古的军事教育，来自严酷的战争实践。他们没有形成专门的武学，那些不成文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是在实战中摸索出来，并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发扬下去的。成吉思汗及其主要将领，身边都编有亲兵。这些人都是经过严格考察挑选来的精锐之士，许多本是将门虎子。
这些亲兵随主帅出征，在战争中学习战法，积累指挥作战的经验。他们一旦担任重要职务，即可胜任统兵打仗之责，且能很好地领会和贯彻主帅的作战意图，灵活运用战略战术。这种亲兵储将的教育训练方法，实际上起到了军事学校的作用。
（三）连绵百年的征服战争
蒙古民族及其军事力量的迅速崛起，正处于以掠夺战争为正当事业的社会发展时期。蒙古建国后，从进攻西夏开始，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开始了一系列的对外征服战争。
宋宁宗开禧元年（１２０５年），蒙古始伐西夏。嘉定二年（１２０９年），西夏纳女求和。同年，今新疆东部的畏兀儿慑于蒙古军威而降蒙。
嘉定四年（１２１１年），蒙古发兵侵金，在野狐岭、会河堡之战中破金军３０万。嘉定六年（１２１３年），包围金中都燕京，占领金河北、河东州郡，金朝被迫于次年迁都开封。
嘉定十一年（１２１８年）蒙古灭西辽。翌年至嘉定十七年（１２２４年），成吉思汗率军西侵，征灭花刺子模，兵马东逾印度河，西南至底格里斯河下游，并侵入东欧，掠占斡罗斯东部和南部。
宋理宗宝庆二年（１２２６年），成吉思汗最后一次用兵西夏。第二年，蒙古灭西夏。成吉思汗在这次战役中病死，幼子拖雷监国。
绍定二年（１２２９年），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继大汗位。同年，蒙古一支军队侵入西南亚。绍定四年（１２３１年），蒙大举侵金。次年，拖雷军于三峰山歼金军１５万。蒙军进攻金南京未克。蒙古约宋联合攻金。
绍定六年（１２３３年），蒙古军破汴京，金哀宗奔蔡州。南宋大将孟珙率军２万与蒙古大将塔察儿会师。蒙、宋军围攻蔡州，次年破城，金亡。
端平二年（１２３５年），蒙古大举南侵。一路进攻四川，攻占了成都。另一路进攻襄阳，翌年攻下襄阳。后成都、襄阳等地均被宋收复，蒙军未长期占领。
端平二年（１２３５年）至淳祐元年（１２４１年），拔都率军西侵，征服斡罗斯、波兰、匈牙利等国。蒙军前锋部队曾到达威尼斯（今意大利境）。在斡罗斯，蒙军曾受当地人民的英勇抵抗，基辅城保卫战即十分悲壮。入侵西南亚的蒙军，侵掠今伊朗及小亚细亚大部地区至淳祐三年（１２４３年）。
拖雷子蒙哥继大汗位后，于淳祐十二年（１２５２年）遣旭烈兀率军西侵。
翌年，忽必烈率军征侵吐蕃、大理。宝祐五年（１２５７年），蒙将兀良合台率军入交趾，对南宋形成战略包围。同年，蒙古三路大军侵宋。蒙哥领兵围四川合州，遇坚决抵抗。经半年的攻防战，蒙哥未能攻克合州，死于军中。旭烈兀的西征军攻灭了木刺夷、报达，并进入阿刺伯半岛。蒙哥死后即停止了继续进军。
景定元年（１２６０年）忽必烈继大汗位。宋度宗咸淳三年（１２６７年），蒙古诸宗王争位之战略定，即开始侵宋。蒙军将攻击重点集中于长江、汉水之间的军事重镇襄阳和樊城。宋军顽强坚守，攻防之战历时６年。咸淳七年（１２７１年），忽必烈改定国号为元.至元十年（１２７３年），元军使用威力大、射程远的回回炮攻破樊城，再下襄阳。至元十一年（１２７４年），忽必烈命伯颜为帅，发兵２０万攻南宋，次年在丁家洲大败宋军１３万。至元十三年（１２７６年），伯颜攻入临安，俘宋恭帝及全太后、谢太后，南宋亡。
南宋亡后，宋臣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继续率军与元军作战，图谋复宋。至元十五年（１２７８年），元军南下追击作战。文天祥被俘不屈，遭杀害。陆秀夫、张世杰亦战死。
自成吉思汗至忽必烈，蒙古除征伐西方、侵掠中原外，在东北方，还侵占辽东，征服高丽。元世祖至元十一年（１２７４年）、至元十八年（１２８１年）
两次遣舟师东侵日本。至元二十一年（１２８４年）、至元二十四年（１２８７年）
连续侵犯安南。至元十四年（１２２７年）、至元二十年（１２８３年）、元成宗大德三年（１２９９年）几度用兵缅国。至元十九年（１２８２年）、至元二十九年还曾越洋远征占城、爪哇。这些侵略战争，都以失败告终。
连绵百年的征服战争，使元朝的版图较之前朝大大扩展。东北的辽阳行省，领土至库页岛、鄂霍次克海；北部的岭北行省，领土已远跨北极圈，顶端至拉普帖夫海；西部的察合台后王封地，远至原苏联、阿富汗境内的阿母河流域；南部云南行省，领土至今泰国境内；西南则到西藏；东面则濒东海（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横跨欧亚两洲，建立起世界上规模空前的宏伟帝国.
（四）元代的国防建设
元帝国建立以后，蒙古统治者为维护对广大疆域的辖治，保持大一统的局面，遵循兵力富，而国势强，兵力耗，而国势衰的立国统治思想（《元史？兵志一》），在国防策略上，既沿袭了成吉思汗时期的做法，又尊用汉法，融蒙古游牧民族攻击性国防和汉民族强边固国的特点于一体。蒙古国没有固定的疆域防守，自称行国，而视别国为居国.成吉思汗的策略，在于强化战争机器，对内以军事统治防止分裂割据，对外以攻击态势进行军事征服，威慑与之对立的政权和军事力量，通过不断发动征服战争，巩固和扩大本国利益，以征战卫国。但蒙古国武功迭兴、文治多缺.忽必烈深感此弊，在汉族谋臣策士刘秉中、姚枢、许衡、郝经等人的参与下，改革蒙古旧章，推行汉法，建立了元代大一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
蒙古国时期的军政制度没有严格的区分，官制也很简单，大体上分为掌握军事的万户统帅与行政长官达鲁花赤两种，另设有辅佐大汗的宰相，称大必阇.忽必烈建元后，注重强化中央集权，以宋代官制为基础，建立了新的中央官制和地方官制。中央以中书省总揽行政，以枢密院总揽军事，以御史台总揽监察，形成三权鼎立的中枢。并改变了以往征服各地后对宗王进行分封的做法，将封地建国改为赐田，使拥有封地的贵族成为一般地主。这样不仅削弱了其政治权势，也解除了其兵权，使全国的武装力量统一由中央率领，以避免出现独立王国和国中之国。
元朝的军队，按任务区分为宿卫和镇戍两大类。宿卫军即怯薛军和侍卫亲军，是中央卫戍部队。怯薛军负责皇宫的防卫，一般不外出作战。亲军作为皇帝掌握的常备精锐部队。镇戍军是由枢密院调遣的军队。元制将人分四等：蒙古人为最高一等，其次是色目人（来自天山南北及葱岭以西的人），再次是汉人（黄河流域的汉人和女真人等），最低下是南人（南宋灭亡后才归附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人）。遍驻全国的镇戍军队，大致与这四个等级相应，分为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蒙古军是元军的主力部队。
全国统一后，一部分留下镇戍中原，大部分回到蒙古草原，遇有战事，仍传檄集合，很快可拉出来作战。探马赤军原是蒙军的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随着征服民族的增加，军中各民族成份也增多。汉军是元朝规模庞大的一支军队，成吉思汗始建，到忽必烈时期已发展到３０万人以上。新附军亦数量可观，曾有兵率百万之说，多用于对外战争；不参战的部队用于屯田和工役造作。
蒙古国时期的军队军种单一，但已有了骑兵、步兵、炮兵、工兵等兵种的初级区分。建元后，元军有了陆军和水军的区别，兵种的区别也更加明确。
陆军中主要是骑兵和步兵。蒙古军、探马赤军以骑兵为主，汉军和新附军以步兵为主。专业性的部队，有制造和使用火器的军匠组成的炮军或炮手军，由善射者集中组织起来的弩军，还有负责土木工程的工兵。忽必烈在灭宋过程中，把汉军、新附军中习水的兵士编练成水军。随着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发展，元朝的水军有了相当大的规模，一次作战可集中使用千艘舰船，并已具备远航南洋、直至波斯湾、地中海、非洲北岸的能力。元朝水军主要分布在江南及沿海地区，扼守江海防。元朝政府还专门设置了炮手元帅府、水军元帅府、水军万户府等机构。元军沿用了成吉思汗的十进位编制法。万户（十个千夫队组成）是元军的最高编制单位，以千夫队（十个百夫队组成）为重要战术单位，以十夫队（十人组成）为最基层的战斗单位。元朝的兵力动员，主要是依靠军户制，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凡属军户，都抽出一名成年男丁当兵，而且马匹、兵器和日常所需生活费用都需自备。这不仅保证了兵员补充，而且由于军费中很大一部分由军户承担，使国家得以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又不致负担过重。
元朝的疆域，可分为四大汗国与元朝本部两个范围。四大汗国中，钦察汗国（即金帐汗），领有咸海以西及以后拔都西侵所得之地；窝阔台汗国，领有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西北境至原苏联境内巴勒哈什湖一带地；察合台汗国，领有伊犁河以西之地；伊儿汗国，领有今高加索山和今里海以南地。四大汗国曾是蒙古政权统一管辖的藩属，后来则各自为政，逐步脱离了元朝中央政府。元朝本部分为三个区：一为腹地，即京师之地。二为岭北，即外蒙古，为蒙古族发祥之地。三为中国本部地方，设有十个行省。元王朝在国土防卫上，采取宿卫诸军在内，而镇戍诸军在外，内外相维，以制轻重之势的战略布局（《元史？兵志二》）。其防御重点在北方，在东北、西北地区更是重兵把守，形成了一条从西南斜向东北的屏蔽中原的防线。这条防线，东以和林为支撑，西以巴尔库山、博格多山为依托，中央以北山和戈壁为天然屏障。在防线后的中央纵深地带，配备了战略机动兵力，以中原为后盾对防线进行支援。忽必烈迁都北京后，将元朝统治中心由岭北转移至腹地，此举在国防上意义重大。以北京为核心，凭借太行、燕山山脉和黄河防线，内可控扼华北，经略中原，雄视东北平原和蒙古高原；又可凭险据守，防范北方入侵之敌，并可据此向南拓展疆域。元军的宿卫军，部署在京师及周围地区，将统治中心捍卫森严，扼燕山，锁太行，北接朔漠，南控江淮。镇戍诸军则以重兵镇戍全国各战略要地，控扼边陲。北方各地，由蒙古军、探马赤军镇戍，屯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汉军、新附军则主要镇戍淮河、长江以南，以居南海.在扬州、长沙等战略重地，部署了部分蒙古军和探马赤军。这种内外相维的布势，在疆域广阔，民族众多，各种矛盾尖锐，反叛势力、各地起义连绵不绝的情况下，确实起到了战略上的制轻重之势的作用。在长达４０余年的靖海都、笃哇等宗王叛乱的作战中，元军屯兵要地，依托中原，尽兵力布势和山河地理之得，始终掌握了战争主动权，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忽必烈之后的各代皇帝，不断对防卫部署进行调整，以防患周边藩国的独立，镇压人民起义。
元朝的国防策略，少有稳固的周边防卫，多是主动攻击、征服邻国，因而带有政治强权和军事强权的性质。元朝在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上是颇为活跃的一个时期。当时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文化，声誉远播欧、亚、非三洲，引起了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向往，各国使节、商人、旅行家、传教士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元朝政府出于对经济和军事上的考虑，采取了保护商道和开发海、陆交通的政策。经敦煌、哈密、吉木萨尔、土库曼到克里木半岛的钦察道，经敦煌、罗布泊、天山南路、大不里士到土耳其的波斯道，是元朝自东亚到西亚的主要陆路交通，在商业与军事上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元朝政府经常与邻国互遣使者，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加强友好往来，但更多的还是自视为统治者，要求各邻国对自己称臣纳贡。一方面与邻国贵族通婚，一方面对邻国贵族封王授爵，扶持傀儡政权。当时的高丽、安南、交趾、缅国等国的王位，都由元朝政府授封。通过这些措施，元朝不仅将许多邻国控制起来作为附属国，而且使这些国家成为自己的军事联盟，使其军队成为自己的仆从军。在对外侵略和镇压国内武装起义的战争中，元朝政府常征发邻国军队参与作战，或是将一些邻国和地区作为向外扩张的军事基地。元朝政府采取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开放与军事上的强权、震慑政策，使周边国家在政治上被迫臣服，在经济、文化上不得不与之保持密切交往，而在军事上却不敢轻举妄动。这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稳固周边，防止外患的作用，使元朝免受外敌边患的侵扰。
元中央政府与各汗国的关系，则是以安抚笼络为主，对诸王的分裂反叛行动，则施以坚决的军事弹压。忽必烈与其弟旭烈兀统治的伊尔汗国，始终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双方从未发生过战争，使臣长期往来不绝，伊尔汗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等各方面，一直都在元朝的制约和影响之下。特别是对西北的察合台汗国，元朝政府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进行了长期的经营，使其保持了对王朝的依赖。元朝中央政府控制了各汗国，不仅维护了蒙古族的传统权力，也有效地巩固了东北、西北部边防的稳定，对保护中西陆路交通和元朝势力范围继续向西亚发展，亦起了很大作用。元朝后期，内乱四起，镇压烽起云涌的农民暴动牵扯了元王朝的精力和兵力，朝廷无暇顾及对外军事征服和对各汗国的控驭，各附属邻国和各汗国逐渐摆脱了元朝中央政府的辖制。
曾盛极天下的大元帝国，潜伏的深刻危机在其后期逐步显露出来。武宗以后的元朝皇帝个个穷奢极欲。到仁宗即位时，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腐败已日趋严重。最高统治层奢侈成风，仁宗即位不久便支出费用２０００万锭，大都用来赏赐蒙古贵族。而当时北方作战急需军饷六七百万锭，却因国库空虚，政府无力支付。朝廷为弥补亏空，进而加重税收，滥发纸币。据《新元史》记载：元中叶以后，课税收入视世祖时增二十余倍，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军队的腐化衰败也日益加重。许多将领兵权在握，乘势营私，掳掠百姓.许多镇戍军官勾结当地富豪夺民田宅、居室，为害滋甚。人民的土地，或被蒙古游牧贵族占领，或被僧侣占领，或被武人占领。军队也成为奴役、压榨人民的势力。由于元朝军队中一直存有民族歧视，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有着明显的等级差别。组织作战行动时，常使各军混合调用，而不论兵力强弱，任务轻重，均以蒙古军为主力，指挥大权掌握在蒙古族将领手里。长期以民族等级编组军队，必然造成民族隔阂，使军队走向分裂。在元朝后期的反元武装起义中，就有不少是不堪蒙古军歧视的新附军的队伍。其他民族的将领、士卒也常倒戈起义，汇入反元斗争的行列。元朝的政权和国防，是建立在强大的军事征服和军队武威之上的，一旦军队涣散、削弱，整个帝国便失去了支柱。而军队的腐化和涣散，又成为元王朝动荡不安的催化剂。可谓兴之于兵，亡之于兵。
随着统治集团的全面腐败，元朝军力与国防无可救药地衰落下去。雄极一时的大元帝国终未能实现太平永固的梦想，同历朝历代一样，从强国之路走向亡国之途。虚弱不堪的元王朝，最终被朱元璋率领的农民军所埋葬。元朝的败亡，其主要原因在于其政治黑暗，衽民族岐视和政治压迫政策。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政局不稳，皇帝大多不理国政，贪图享受，腐化至极，经臣勾心斗角，欺上瞒下，朝廷横征暴敛，经济越来越衰，激起广大人民的反抗。各地农民起义，指向元朝。元朝在历史潮流面前衰亡。元朝中期频繁更换皇帝，仅在1307年（大德十一年）至1333年（元统元年）就更换36个皇帝，在位都很短。全由权臣摆弄下诏或颁布诏令。皇帝成为傀儡，不能决策大事。宫廷分争连续不断，尔虞我诈时时出现。再加上经济落后，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原地区农民尤其悲惨，饥寒交迫，其严重程度已达到再也不能忍受的地步。这样，人民群众被迫起来反抗，农民举行起义，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将矛头指向殛朝。元朝末期的妥欢帖睦尔在位较长。他从1333年（元统元年）六月至1368年（至正二十八年）七月，共35年的时间，是处在农民起义军的进攻与元朝军的抗击时期。可是，在这样长时间内元军之败，其原因不在将帅列能，士兵不勇，而是元朝政权不修政治，不兴经济，无休止的内部争权夺利，互相残杀的结果。尤其顺帝是个昏君，朝令夕改，出尔反尔，不得从臣之心。所以，宋王及地方势力首领，在危急时刻拒绝帝诏，不遣兵参战，造成四分五裂。列论哪个朝代，其被灭亡之帮，皆不外乎朝廷之腐败，群臣之相互争权夺利，互相残杀和君主之昏庸。这也可说是一种国家灭亡的基本规律。元朝在战略上麻木不仁，未进行有组织的反攻。当中原地区各地的农民组织起来，举行起义，大反元朝时，朝廷仍在内部纷争，尔虞我诈，沉醉于酒色，耳不闻外界之动乱，更没有料到起义军会进而埋没元朝。甚至在名地农民起义军称帝、称王时，朝廷也无计议对策，不能采取战略措施，只是零星下诏，以地方军相抗击或镇压罢了。在战役上，各地元军没有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联合作战，而是各自为战，如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各据一方，互不联合。后来竟为互相争地盘而开战；秃坚帖木儿军，不但不联合扩廓帖木儿作战，反而进入京城两次；漠北之阳翟王阿鲁浑帖木儿不受君命，还有夺顺帝之位的野心，这证明元军势力之衰弱，国败朝亡，已为时不远了。元朝未能及时抓住农民起义军低潮之际，组织反攻；在战略上推动了时机。1354年（至正十四年月日）九月，脱脱度领号称百万军，十一月围困高邮城，张士诚十夫妇危急，将要投降，顺帝突然下诏，免其百万大军之统帅权，使张士诚得以转危为安。这是元廷的大错误，其后果是使得百万大军溃散了，元军受到严重的挫伤，而各地农民军从低潮转入高潮。元军推动战略反攻的又一个时机是，1363年（至正二十三年）春，大宋朝林儿，间福通的失败和起义军互相攻击，如至正二十三春，张士诚杀刘福通，大宋红巾军亡；秋季，朱元璋杀陈友谅，天完及汉国一系列的红巾军败亡。恰在此时，元军未能组织对朱元璋部反击，元朝反而出现军阀混战、宗王之争。结果，元朝给了朱元璋北上灭亡的好机会和有利条件。元朝（1271年—1368年），由蒙古族建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定都大都（今北京）。1260年忽必烈即位大汗并建元“中统”，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大元，随后又逐步消灭金朝、西夏、大理等国，1276年攻占临安，南宋灭亡。1279年经崖山海战后消灭南宋残余势力，全面占领中国，结束了自五代以来的分裂局面。后对外扩张，但在侵略日本、东南亚诸国却屡次失利，其中在元日战争战败。中期皇位频繁更迭，政治始终没有上轨道。经济也未恢复到宋朝时期的水平，但是仍有发展。后期因统治腐败，宰相专权和内乱频发和民族矛盾过深，导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各地人民纷纷起兵反抗元朝暴政，1368年朱元璋领导的农民军攻占南京，改国号为大明，正式建元称帝，随后明军北伐，占领元大都。元朝在中国的统治结束，元政权退居漠北称北元。1402年元臣鬼力赤篡位建国鞑靼，北元亡。元朝废除尚书省和门下省，保留中书省与枢密院、御史台分掌政、军、监察三权，地方实行行省制度，开中国行省制度之先河。在文化方面，期间出现了元曲和散曲等文化形式。
元朝(1206-1370)，元朝从1271年建立，到1368年灭亡，前后共九十七年。元朝结束了自唐灭亡以来长达三百七十年的又一次大分裂时期，使中国再次实现了大统一。这为之后明清的长期统一奠定了基础。这时期各民族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得到更大发展，回族就是在元代形成的。元朝的地域异常辽阔，这基本上奠定了中国疆域的雏形。
元代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即初期、中期和后期。从元世祖忽必烈到成宗铁木耳是初期，这期间，采用汉族法律，初创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各项制度，呈现出向前发展的态势。从武宗海山到泰定帝也孙铁木耳是元代的中期，元代走向了衰落，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皇权斗争也日趋激烈，各地起义不断爆发。其间的“英宗新政”也仅是昙花一现，无法从根本上挽救元代的衰败之势，后来新政失败，英宗也死于非命。从明宗到顺帝是元代的后期，即元代末期，元末农民战争的爆发加速了它的灭亡。朱元璋参加了农民起义，后来成为起义领袖，逐渐扫平诸雄，重新建立了汉族的王朝——明，元朝则退出了历史舞台。蒙古民族共同体形成于13世纪初。构成蒙古族核心的蒙古部，是东胡语系室韦的一支。在蒙古部发展壮大过程中，吸收了各种民族成份，包括匈奴、突厥等语系及东胡语系的其他各族的后裔在内。
蒙古部在唐朝时已有记载，称为“蒙兀室韦”。室韦—鞑靼部居于俱伦泊（呼伦湖）之南，到9世纪末10世纪初形成了鞑靼联盟。“鞑靼”成了蒙古各部的统称。契丹崛起后，征服了鞑靼各部，促使鞑靼部落联盟瓦解。
蒙古部西迁到漠北高原后发展得很快。其中有尼伦部，尼伦部又分衍成许多小部，成吉思汗十世祖孛端察儿是孛儿只斤氏的始祖。到12世纪初，成吉思汗的曾祖合不勒统一尼伦各部，开始称“汗”，形成了蒙古部集团。
12世纪末，居住在漠北高原上的部落差不多有一百个左右。在蒙古部以东，游牧于贝加尔湖周围的是强大的塔塔儿部；在哈尔哈河流域游牧的是弘吉剌部；在蒙古部以西，游牧于杭爱山和肯特山之间的是克烈部；在杭爱山和阿尔泰山之间的则是文化水平较高的乃蛮部；游牧于阴山一带、替金朝守护长城的是汪古部；居住在叶尼塞河上游的是斡亦剌部；蔑儿乞部则分布于贝加尔湖南岸、色楞格河及鄂尔浑河下游。这些部落中蒙古部、塔塔儿部、克烈部、蔑儿乞部和乃蛮部是最强盛的。他们都受金朝统治。政权产生
随着奴隶主和奴隶──宗主部与属部、那颜（奴隶主）与合兰（奴隶）等对立阶级的出现，奴隶主阶级对奴隶进行统治的工具──国家政权也随着产生。12世纪初蒙古尼伦诸部就统一在合不勒汗的政权之下。
从10世纪开始，已有文献记载蒙古人和中原地区进行互市，用牲畜、马匹、毛皮换取内地的绢帛、铁器，西面也和畏兀、吐蕃发生贸易往来，有些畏兀商人深入草原腹地进行商业活动。金朝废弛铁禁之后，华北地区的铁制钱币流入蒙古地区，蒙古人用以熔制生产工具和武器。同时，也有部分蒙古人从事农业生产。
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高，铜、铁的输入，冶炼技术的兴起，各部之间经济、文化的相互渗透，原来分裂散漫的状况和旧有的奴隶制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同时，游牧畜牧业又不适于大量使用奴隶劳动。因此，蒙古社会开始了向封建制过渡。由于在战争中那颜们的财富激增，加剧了社会贫富分化，新的社会阶级──“那可儿”和“合剌除”（下民）出现了。那可儿等形成一个剥削广大属民的集团，逐渐演变成为封建领主阶级。而普通部落、成员和被征服的臣属，不得不处于依附地位，变成了向其保护者提供赋税的“合剌除”。合剌除是蒙古社会的基本劳动者，要向汗和那颜交纳一定数量的贡物（从燃料到牲畜），并做挤奶、剪羊毛等杂役，后来逐渐演变成为牧奴阶级。
在成吉思汗出世前，蒙古诸部混战不已，社会极不安定。加上金朝统治者挑拨离间和迫害，更加深了蒙古人民的苦难。蒙古各部流浪荒漠，不得安居，对金朝统治者“怨入骨髓”。在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下，人们都渴望和平安定，期待有一个强大的中心力量来领导全蒙古的统一，加强反抗金朝民族压迫的力量，结束分崩离析的局面。
统一蒙古
成吉思汗铁木真（1162年～1227年）出生在蒙古孛儿只斤氏的一个贵族家庭。他是合不勒汗的曾孙，也速该把阿秃儿的长子。
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把阿秃儿由于遭到塔塔儿部的谋害而早死，家道中落。铁木真幼年时期，经历了颠沛无依的生活遭遇。最初，他联合克烈部的首领王罕和札答兰部的首领札木合，相互结为联盟，并依靠他们的力量，击败了塔塔儿。以后他又击败了泰赤乌、蔑儿乞诸部，随即又与王罕合兵，击败了札木合。1203年铁木真又攻王罕于土剌河，王罕败亡。王罕的克烈部是当时蒙古草原上最强大的部落之一，铁木真击败克烈部后就为统一蒙古铺平了道路。接着他又击溃了草原上最后的一支力量──乃蛮部的塔阳罕，统一了蒙古诸部。
“蒙古”一词早先只是指蒙古草原中的一个部落。自铁木真统一各部之后，大漠南北概称为蒙古地区，所辖各个部的居民统称为蒙古人，“蒙古”一词始成为各部的共同名称。
灭夏、金
成吉思汗在攻金之前，为了免于受到西夏的牵制，决定先用兵西夏。1205年、1207年和1209年，蒙古大军不断对西夏发起进攻，迫使西夏订立城下之盟，大大削弱了西夏的力量。
1211年春，成吉思汗派哲别为前锋，大举进兵金朝。哲别占领居庸关后，乘胜进围中都（北京）。又以奇兵袭取金国的东京（辽阳）。当时金朝把各路军队都调至中都和西京（大同）防守，中原地区兵力空虚。成吉思汗知道中都一时不易攻克，遂自涿州分军三路，进攻河北、河东、山东诸州县。“凡破九十余郡”。1214年春，成吉思汗屯兵中都城下，金宣宗遣使求和。
由于蒙古的威胁，金帝在议和之后，决定迁都南京（开封）。1215年五月，蒙古大军攻下中都，前锋深入河南。由于金军的顽强抵抗，成吉思汗意识到短期内不能征服金，于是任命木华黎为国王，负责管理新占领区的军事和行政。他把华北地区的军事行动暂时停顿下来，转而从事西征。
蒙灭西夏
1226年秋，成吉思汗借口西夏不遵守条约，又发动了对西夏的战争。
蒙古军攻下甘州（张掖）、凉州（武威），在肃州（酒泉）遭到顽强的抵抗，经过长期围困才攻下来。接着进军灵州（灵武县）。灵州之役，西夏主力消耗殆尽，城陷后，西夏的首都中兴府已成为蒙古军的囊中物。
1227年六月，西夏主遣使请降。1227年七月，成吉思汗病死于六盘山南麓的清水县。但蒙古秘不发丧，当西夏主来降时，诸将按照成吉思汗的命令把他处死。西夏立国垂二百年，至此灭亡。
蒙宋灭金
西夏的灭亡，解除了蒙古的西顾之忧，而金朝则失却了犄角之助。成吉思汗死后，众推其幼子拖雷监国，一年后，蒙古诸王、那颜，遵照成吉思汗遗嘱，拥戴窝阔台（元太宗）为大汗。他在三年内（1230年～1233年）进一步缩小了包围圈，并积极与南宋取得联系，制定出联宋灭金的军事计划。1232年，蒙古派使者前往南宋谈判，应允灭金之后，以河南之地划归于宋。
1233年，蒙古包围了金的南京（开封）。金末代皇帝哀宗完颜守绪，逃往归德，南京旋降于蒙古。完颜守绪又逃至蔡州（河南汝南）。蒙古都元帅塔察儿再派使者至南宋襄阳，约攻蔡州。“冬十月，南宋孟珙、江海率师二万，运米三十万石，赴蒙古之约”。蒙古军与南宋会师蔡州。次年正月，宋军先破蔡州南门，然后招蒙古军入城。完颜守绪自杀。金朝在北方统治前后约一百二十年，至此结束。
三次西征
成吉思汗西征成吉思汗对西方的征讨，早在1204年灭乃蛮部时就开始了。乃蛮王子屈出律（又译古出鲁克）逃奔西辽，娶西辽帝直鲁古的公主。1211年屈出律与花剌子模沙合谋，篡夺了耶律氏直鲁古的帝位，此时西辽实际上已灭亡，但屈出律仍用西辽国号。
1218年成吉思汗派遣大将哲别率蒙古军两万人西征屈出律，屈出律败亡被擒杀。西辽旧属领土，自此尽归蒙古。从这时起，蒙古和当时中亚大国花剌子模直接交锋。
1219年成吉思汗攻入花剌子模，1222年占领了整个花剌子模和中亚。花剌子模王子札兰丁逃入印度，成吉思汗的军队跟踪追击，后因气候炎热，停止前进。成吉思汗率领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三个儿子由原路返回蒙古。在进攻花剌子模的同时，又派遣哲别、速不台等北越太和岭（高加索岭），进入东欧斡罗思（俄罗斯）境内，1223年歼灭南俄联军八万人于迦勒迦河（喀尔科河）畔（乌克兰境内）。不久，班师东归。
分封领地
成吉思汗把占领地区作为“兀鲁思”（汗国封建领地），分封给他三个儿子。
长子术赤封于钦察、花剌子模及康里国故地，今咸海以西，里海以北之地皆属之。术赤比成吉思汗早死，这一封地归于其子拔都。
次子察合台封于西辽及畏兀故地，东起阿尔泰山，西至阿姆河，包括新疆天山南北路等地，后来称为察合台汗国。
三子窝阔台封于乃蛮故地，今鄂毕河上游以西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一带均属之，后来被称为窝阔台汗国。
依照蒙古惯例，在成吉思汗死后，幼子拖雷获得其父的直接领地，即斡难河及客鲁连河流域一带蒙古本部地方。
拔都西征
1234年金亡之后，次年窝阔台在和林召开忽里勒台（大会议），决议远征欧洲。当时除了在经济上希图掠夺外，也希望通过西征来缓和内部权力之争的矛盾。第二次西征的统帅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术赤之子拔都。
在1236年至1241年间，拔都统帅蒙古军渡过札牙黑河（乌拉尔河），在亦的勒河（伏尔加河）中游击溃不里阿耳部（保加利亚），主力继续西进，占领了钦察以及从宽田吉思海、亚速海直到斡罗思东南的广大领土，又分兵进入孛烈儿（波兰）和马扎儿（匈牙利）等地。在今捷克一带遇到顽强的抵抗，拔都西进受阻。
适逢1242年四月窝阔台汗的讣报到达蒙古军营，大军便乘机回师。拔都则领本部留在钦察草原，建立了钦察汗国。俄罗斯编年史称钦察汗国为金帐汗国，这个名称在文献里一直沿用下来。
旭烈兀西征
1246年春，窝阔台之子贵由被立为大汗。贵由继汗位不到三年就死了，拖雷之子蒙哥即位。蒙哥决定由四弟忽必烈总管漠南，另外又派遣其六弟旭烈兀向西方进军。从1252年至1259年间的第三次西征，其目的是征服波斯（伊朗）。
1256年，旭烈兀灭亡了木剌夷国。接着，又攻下阿拔斯哈里发的报达国（巴格达）。1259年，进军苫国（叙利亚）京城大马司（大马士革）。算端（今译苏丹，回教国君主）纳昔儿弃城逃走。但在密昔儿（埃及）援军的反攻下，蒙古军又退出苫国境。旭烈兀留居帖必力思，建立了伊利汗国。
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国家，经过三次西征，在兀鲁思的基础上，形成了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利汗国。四大汗国的汗，本是中央分封出去的四个最高军政首领，与中央保持有藩属关系，直接向大汗负责。
后来，蒙古各统治集团为争夺大汗权位，彼此间矛盾激化，加上各汗国间缺乏必要和有力的经济联系，因而使大蒙古国这个复杂的政治混合体日趋瓦解。其中，钦察汗国和伊利汗国走上各自独立发展的道路。而窝阔台汗国由于窝阔台（太宗）和他儿子贵由（定宗）相继被选为大汗，其领地一直归中央管辖，实际上没有形成单独的汗国。
南下战争蒙古与南宋于1234年联合灭金后，双方开始处于正面冲突状态。宋将孟珙如约去接收河南地区的三京（开封、洛阳、归德），蒙古则决开黄河淹阻宋军，并用武力阻止宋军收复河南诸地，揭开了长期斗争的序幕。
窝阔台时期蒙古主力放在西征方面，对南方，虽也曾试探性地出兵攻打过襄阳和川北，但都被孟珙击败。
蒙哥（宪宗）继窝阔台和贵由即大汗位后，为了缓和内部矛盾，除派六弟旭烈兀率军西征外，又令四弟忽必烈继续南进。但蒙古军在进攻南宋的战争中，遇到南宋军队的顽强抵抗，蒙古统治者认识到灭亡南宋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便采取迂回包抄的战略。忽必烈于1253年从宁夏经甘肃入四川，然后，分兵三路进攻云南的大理国，灭掉了云南地方政权。大理国传国二十二世，共316年。
进攻南宋
1257年，蒙古正式发动了对南宋的全面军事进攻。蒙哥亲率主力军自六盘山分路攻四川，命忽必烈攻鄂州（武昌），命兀良哈台自安南回师攻广西、湖南，北上与忽必烈在鄂州会师。
蒙哥军一路进入四川后，沿途不断遭到南宋军民的顽强抗击。当时合州守将是知州王坚。他利用前任修筑的防御工事，和部将张珏坚守力战达五个月之久。
1259年七月，蒙哥亲自上阵督战，结果被宋军炮石射中，死于军中。蒙古军被迫撤退，合州之围始解。
张珏继为合州守将，积粮练兵，与蒙古军长期对抗。1267年蒙古军数万来攻，又被击退。一直到1278年在重庆的保卫战中，张珏兵败被俘，自缢而死。
当忽必烈听到蒙哥汗的死讯时，为了争夺汗位，急于北返。这时，南宋权相贾似道慑于蒙古军的威力，暗中派人乞和。忽必烈答应了议和条件，撤兵北归。元朝建立
忽必烈先回到自己的大本营开平（多伦西北）作了一番部署，然后一反传统的选汗形式，于1260年三月在开平宣布自己即大汗位（元世祖）。同年四月，蒙哥幼弟阿里不哥也在和林即大汗位。忽必烈凭借着汉族地主阶级和一部分蒙古贵族的支持，1264年终于击败了阿里不哥，夺得了最高统治权。
忽必烈深知，在当时情况下，必须先坐稳中原的皇位，才能保持住蒙古大汗的地位。他改变了蒙古传统的选汗制度，采取汉人预立皇太子的办法，确定帝位继承人，并于1264年建都燕京，改年号为至元。又依照中原的传统，采用《易经》“大哉乾元”的说法，于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
元朝开国后，一切政治制度和国家机关组织大半都沿袭辽、金的旧章。1272年又在燕京旧城的东北筑新城，建设宫殿衙署。命名首都为大都。此后，元朝的政治重心就完全移到中原来了。
南宋灭亡临安的失陷襄阳府和樊城是南宋抗元防线上的重镇。1267年冬，元军围攻襄、樊。两城坚守达六年之久，被围期间宋军多次向临安求援，贾似道隐匿军报，始终不派援兵。1273年元军烧毁了浮桥，隔断了襄、樊两城之间的联系，并用新武器远射程的“回回炮”来轰击。樊城先被攻陷，守将牛富率众巷战，身负重伤投火牺牲。荆湖都统制范天顺力战不支自杀。
不久，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了元朝。元军攻下襄阳府、樊城后，南宋门户洞开，形势急转直下。
元军攻下襄阳府、樊城后，忽必烈派丞相伯颜督率大军，以降将吕文焕为前锋，由襄阳顺汉水而下，进入长江。南宋守将或败或降，沿江重镇，相继陷落。1275年，在朝野压力下，贾似道不得已出兵应战，但十三万宋军，在池州下游丁家洲与元军遭遇后，一战即溃。贾似道旋被贬废，于途中被杀。1276年二月，元军占领临安，俘南宋恭帝、全两太后并宋室官吏等北去。
文天祥等人的反抗斗争
文天祥（1236年～1283年），吉州庐陵（江西吉安）人。元军进迫临安时，他担任赣州知州。当时宋朝政府下令各地勤王，文天祥响应号召，组织民兵万人北上。1276年，他被派到元军中谈判议和条件。因不肯屈从，被伯颜拘留，并胁持北上。至镇江时，文天祥逃脱，辗转由海道至福建，和张世杰、陆秀夫等人在福州拥立益王赵（同是字）为帝（端宗）。后又到江西一带号召人民继续抗元。赵死于1278年二月。陆秀夫、张世杰等宋臣又拥立卫王赵昺（同炳字）为帝，流亡迁徙于南海的崖山一带（广东新会南海中）。
1278年十二月，元将张弘范来攻，文天祥在五坡岭（海丰北）兵败被俘。文天祥题写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表达了他坚贞不屈的决心。文天祥被送到大都后，前后被囚三年，在狱中写下《正气歌》，拒绝元人的诱降。1283年一月从容就义。
南宋流亡政权，在张弘范的追袭下，走投无路。1279年二月，陆秀夫负帝昺投海死。张世杰率部突围时坠海死，在崖山的宋军全部壮烈牺牲，南宋亡。南宋历九帝，凡153年。
远征海外灭宋后，忽必烈对邻近诸国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如安南、占城、爪哇和日本等。至元十一年，侵日本遭遇飓风，无功而还。至元十八年，又分两路进攻日本，由唆都率蒙古、汉军、高丽军从高丽东渡对马海峡，范文虎率新附军（元政府收编的南宋军队）从庆元（浙江宁波）浮海北进。元军在日本鹰岛遇飓风，战船多坏，将卒溺死者众，又遭日军掩杀，几乎全军覆没。
至元十九年，遣唆都从广州渡海攻占城，连战逾年。至元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镇南王脱欢（忽必烈子）发兵侵安南（越南北部），命唆都从占城北上助战，南北夹攻。安南王撤离都城，其主力走匿山林，避免与元军决战；待元军疲惫，又出而攻扰。五月，脱欢因暑雨不止、瘟疫流行，被迫退师。唆都战死。至元二十年、二十二年，元兵两次从云南出侵缅国（缅甸），至元二十四年，进至蒲甘，迫缅国定岁贡方物后退回。同年再侵安南，次年以粮尽师老北还。二十九年十二月，史弼、亦黑迷失、高兴从泉州起航出侵爪哇（印尼爪哇岛）。爪哇统治者降元，并请元军助讨其敌国葛郎，打败葛郎王以后复举兵拒元，元军力竭退师。
抗蒙斗争
从攻南宋以来，连年战争，加以宫廷廪禄、宗藩岁赐，都需要巨额经费来支持。忽必烈急于解决国用不足的问题，因而日益信用以“理财助国”邀宠的大臣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人主持国政。至元七年至九年、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间，两次设尚书省综理财用。尚书省的理财政策主要包括：增加税收、兴铁冶、铸农器官卖、“括勘”（追还被私人、寺院夺占的南宋公田，起征田赋）、“理算”（追征各地历年积欠的钱粮）、变更钞法等，使国家的收入显著增加。但由于吏治腐败，专注搜刮，流于横征暴敛，成为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为了对外战争，打造东征海船，沿海和江南地区徭役征发日益加重。人民不堪沉重的封建剥削与压迫，纷纷起义。至元二十年，江南各族人民起义凡两百余起，至元二十六年更增至四百余起。在这前后，爆发了广州欧南喜、黎德和福建黄华、钟明亮等人领导的几次规模较大的起义。
中期朝政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忽必烈驾崩。由于太子真金早死，帝位由各方争夺。最后，群臣在真金的长子晋王甘麻剌及三子铁穆尔之间选择，由于铁穆尔受元世祖下赐皇太子宝及镇守和林。故晋王甘麻剌退让，铁穆尔即位，即元成宗。停止对外战争，专力整顿国内军政。采取限制诸王势力、减免部分赋税、新编律令等措施，使社会矛盾暂时有所缓和。
同时，发兵击败西北海都、笃哇等，都哇、察八儿归附，使西北长期动乱局面有所改观。在位期间基本维持守成局面，但滥增赏赐，入不敷出，国库资财匮乏，钞币贬值。曾发兵征讨八百媳妇（今泰国西北部），引起云贵地区动乱。晚年患病，委任皇后卜鲁罕和色目大臣，朝政日渐衰败。元成宗执政末年还成功与长期敌对的窝阔台汗国议和，结束了西北的动乱局面。
大德十一年（1307年），铁穆尔死后，前太子真金之孙海山即位于元上都，是为元武宗。并立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约定兄终弟及，同时又约定爱育黎拔力八达死后，帝位复归武宗之子和世剌。元武宗为了摆脱财政危机，下令重新设立尚书省，并印发至大银钞，结果导致至元钞大为贬值。至大二年（1309年），元廷与察合台汗国瓜分了窝阔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从此灭亡。
至大四年（1311年），元仁宗即位后，生母兴圣皇太后的重臣铁木迭儿为右丞相仁。元仁宗取消了元武宗的经济措施，并立其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违背与元武宗相约先立和世琜继位，再传位硕德八剌等之约。封元武宗长子和世剌为周王，将周王和世琜徙居云南，但和世琜在途中起兵前往西北游牧，元仁宗又将和世琜之弟图帖睦尔放逐至南方。延祐元年（1314年），提倡汉化的元仁宗恢复科举取士，史称“延祐复科”。
汉化与政变延祐七年（1320年），元仁宗死，硕德八剌即位，是为元英宗。元英宗继承了其父元仁宗的以儒治国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和官僚体制，并于至治三年（1323年）下令编成并颁布元帝国正式法典——《大元通制》，共2539条。他还下令清除朝廷中铁木迭儿的势力，但随着清理的扩大，再加上朝廷中的蒙古保守势力对元英宗以儒治国的施政不满，导致铁木迭儿的义子铁失在至治三年（1323年）夏天趁格坚汗去上都避暑之机，在上都以南15公里一个名叫南坡的地方，刺杀了元英宗及宰相拜住等人，史称南坡之变。
元英宗被行刺后，镇守和林的晋王甘麻剌的长子，真金的长孙，也孙铁木儿率兵南下，杀掉行刺元英宗的叛臣后即位，是为元泰定帝。元泰定帝即位后，封被元英宗放逐到海南岛的图帖睦尔为怀王，镇守建康。
泰定五年（1328年），元泰定帝死。丞相倒剌沙在上都奉泰定帝之子阿剌吉八为帝，是为元天顺帝。而与此同时，元武宗的旧部重臣燕铁木儿与河南行省丞相伯颜则分别秘密向漠北和江南遣使，同时迎接周王和世剌与其弟图贴睦儿。结果，图帖睦尔先至大都，在天历元年（1328年）自立为帝，是为元文宗。而和世剌抵达和林后，也宣布即位，是为元明宗。札牙笃汗表面上表示愿意退位，奉兄为帝，两人遂相会于上都之南，元文宗毒死西拉古图土后称帝。
元文宗重祚以后，大兴文治。天历二年（1329年）二月，札牙笃汗设立了奎章阁学士院，掌进讲经史之书，考察历代治乱。又令所有勋贵大臣的子孙都要到奎章阁学习。奎章阁下设艺文监，专门负责将儒家典籍译成蒙古文字，以及校勘。同年下令编纂《元经世大典》，两年后修成，为元代一部重要的记述典章制度的巨著。但元文宗在位期间，丞相燕帖木儿自恃有功，玩弄朝廷，导致大元朝政更加腐败。
元文宗于至顺三年（1332年）去世后，为洗刷他毒死哥哥（元和西拉古图土）的罪行，遗诏立年仅七岁的和西拉古图土次子懿璘质班为帝，是为元宁宗。但元宁宗仅在位不到两个月即去世，不久后燕帖木儿也去世。元明宗的长子妥欢贴睦尔被札牙笃汗皇后卜答失里从静江（广西桂林）召回并立为帝，是为元惠宗，又称元宣仁普孝皇帝。
元惠宗在位之初，右丞相伯颜的势力很大，把持着朝政，甚至一度不把元惠宗放在眼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元惠宗与伯颜的矛盾日益尖锐，后来在伯颜之侄脱脱的帮助下，元惠宗终于成功地废黜了伯颜，并控制了政局。
至正三年（1343年），元惠宗下令修撰《辽史》、《金史》、《宋史》三史，至1345年修成。
元末民变朝时期，蒙古统治者变本加厉向汉人收取各种名目繁杂的赋税，民族压迫十分严重，汉人被掠夺更为常见。将各民族分为不同等级，残酷剥削汉族群众，人民揭竿而起，在泰定二年（1325年）就发生了河南赵丑厮、郭菩萨领导的起义。
蒙古统治阶级内部却在为争权夺利而互相征战，因此加速了元朝的衰落。至正十年（1350年），元政府下令变更钞法，铸造“至正通宝”钱，并大量发行新“中统元宝交钞”，但导致物价迅速上涨。次年，元惠宗派贾鲁治黄河，欲归故道，动用民夫十五万，士兵二万。而官吏乘机敲诈勒索，造成不满。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决定在5月率教众发动起事，但事泄，韩山童被捕杀，于是刘福通带韩山童之子韩林儿杀出重围，指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打出“复宋”旗号，以红巾为标志，其后郭子兴等人也纷纷加入。彭和尚亦在湖北扶助徐寿辉起义。至此揭开了大元灭亡的序幕。蒙古政府则派兵镇压各地红巾军，由丞相脱脱亲自督战攻徐州起义军芝麻李部，一度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至正十四年（1354年），脱脱率军围攻高邮起义军张士诚部，被朝中弹劾，功亏一篑。至正十六年（1356年）到至正十九年（1359年），朱元璋继承了病逝的郭子兴的地位，并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攻占了江南的半壁江山。与此同时，在北方察罕帖木儿（李察罕）和李思齐等元军将领则开始对北方红巾军展开反攻。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北方红巾军在安丰之役中败给新兴并降蒙的张士诚，刘福通战死，韩林儿南下投奔朱元璋，随后被杀。
北元衰亡
朱元璋在击败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其它南方起义军和南方大元势力后，于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开始北伐，在大将徐达、常遇春等的协助下，于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八月攻克通州，元惠宗于七月二十八日，仓惶北逃，徐达率军攻陷元朝的首都元大都（北京），元作为一个全国性质的统治结束。元惠宗北遁，朱元璋认为他顺天明命，给他上谥号为“顺帝”。
元惠宗退至上都，隔年又至应昌。他继续使用“大元”国号，史称北元。当时北方除了元惠宗据有漠南漠北，关中还有元将扩廓帖木儿（王保保）驻守甘肃定西，此外元廷还领有东北地区与云南地区。朱元璋为了占领北方，采取兵分二路，各个击破的方式，此即第一次北伐。元惠宗战败后于1370年在应昌去世，元昭宗即位后北逃至漠北和林。明将冯胜夺取了甘肃地区。然而元将扩廓帖木儿仍然在漠北多次与明将徐达等人作战。明太祖曾多次写信招降，但扩廓帖木儿从不理会，被朱元璋称为“当世奇男子”。1378年四月，元昭宗去世，继位的元天元帝继续和明朝对抗，屡次侵犯明境。
至于北元领有的东北地区与云南地区方面：1371年，元朝辽阳行省平章刘益降明，明朝占领辽宁南部。然而其余东北地区仍由元朝太尉纳哈出控制，纳哈出屯兵二十万于金山（今辽宁省昌图金山堡以北辽河南岸一带），与明军对峙了十几年，多次拒绝明朝的招抚。1387年冯胜、傅友德、蓝玉等人发动第五次北伐，目标是攻占纳哈出的金山。经过多次战争，1387年10月，纳哈出投降蓝玉，明朝占领东北地区。镇守云南的元朝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在元廷退回草原后仍然继续忠效之。1371年明太祖派汤和等人领兵平定据有四川的明玉珍，并且劝降梁王未果。1381年12月，明军攻入云南，1382年梁王逃离昆明并自杀，随后明军攻克大理，明军平定云南地区。
朱元璋为了彻底扫除北元势力，于1388年5月命蓝玉率领明军十五万发动第六次北伐。明军横跨戈壁至捕鱼儿海（蒙古国贝尔湖）击溃元军，俘虏八万余人，元天元帝和他的长子天保奴逃走，但是幼子地保奴被明军擒住，至此北元国势大衰。1388年元天元帝及长子天保奴被阿里不哥后裔也速迭尔杀害，北元不再使用年号。
洪武三十一年（1399年），分布在叶尼塞河上游沿岸的吉尔吉斯部首领鬼力赤，否认脱古思帖木儿之子额勒伯克的宗主权，将其打败并杀死，取得了统治各部的霸权。额勒伯克之子坤帖木儿继位后也于建文四年（1402年）被鬼力赤杀死，改称鞑靼。去国号，元朝正式灭亡。
元朝单单凭借着军事优势而欲支配诸国人民，在丧失其优越条件之后，立刻就被逐出了占领地。就连在忽必烈汗的领导之下所建造的大都亦无法守住，被逼回原本故乡所在之北方草原。从此以后，大蒙古帝国再也不曾复活。诸国之人民亦不愿此事发生。范围元朝的前身为大蒙古国，1206年成吉思汗铁木真建国时领有大漠南北与林木中地区（即尼布楚地区），经由历代蒙古诸汗的经营及三次西征后，疆域东起日本海、东海，西抵黑海、地中海地区，北跨西伯利亚，南临波斯湾，建立起横跨亚欧大陆的超级大国。成吉思汗时期分封东道诸王与西道诸王，东道诸王是铁木真之弟，大多分封于塞北东部与东北地区，从属性较强；西道诸王则是铁木真之子，其中分封长子术赤于咸海、里海、巴尔喀什湖以北的钦察草原，后由拔都建立钦察汗国；封次子察合台于锡尔河以北的西辽旧地，史称察合台汗国；三子窝阔台分封于乃蛮旧地，后由海都建立窝阔台汗国；塞北、汉地、东北、青藏及新疆东部则由幼子拖雷获得，后由元朝直辖。
1279年，元世祖攻灭南宋一统中国，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记载，汉地、漠南、漠北、东北（包括外东北和库页岛）、新疆东部（元初据有塔里木盆地西抵葱岭）、青藏高原、澎湖群岛、济州岛及南海诸岛皆在元朝统治范围内。自灭南宋后虽然多次对日本、缅甸、安南、爪哇等国有所冲突，然而疆域大体趋于稳定。1310年元武宗时期，元朝与察合台汗国瓜分窝阔台汗国，元朝取得窝阔台汗国的漠西领土，国土面积达1372万平方公里（北疆以北纬55°为界），若北疆延伸至北冰洋则有2267万平方公里。
元朝疆域东起日本海、南抵南海、西至天山、北包贝加尔湖，元史称“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北逾阴山南越海表，汉唐极盛之时不及也”。全国划分为由中书省所直辖的京畿地区（即河北、山东、山西及漠南部分地区），由宣政院（初名总制院）所管辖的吐蕃地区，以及十个行中书省，分别为岭北行省、辽阳行省、甘肃行省、陕西行省、河南江北行省、湖广行省、四川行省、云南行省、江浙行省、江西行省。
藩属元朝的藩属国有高丽、缅甸、安南、占城及四大汗国。其中有两个直属的藩属国，即高丽王朝与缅甸蒲甘王朝，分置特别行政区征东行省与缅中行省。西北方面，1268年窝阔台汗国的海都意图夺回汗位而联合钦察汗国与察合台汗国反元，史称海都之乱。直到1304年元成宗时期，元廷与这三大汗国达成和议，并与伊利汗国一同承认元朝的宗主地位，成为元朝的藩属国，而且元成宗并赐伊利汗国君主刻有“真命皇帝和顺万夷之宝”等汉文印玺，实质上也承认其独立性。到1310年元武宗时期，元朝和察合台汗国联合攻灭窝阔台汗国。元文宗年间编纂《经世大典》时，将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列为元朝的藩属国。蒙古国对华北的统治方式，是草原贵族原有的统治体系，在它所征服的定居农耕地区的延续。汉地户口的一部分直接领属于大汗，一部分被大汗分封给诸王、宗戚和勋臣。蒙古统治者把主持军事、财赋征敛的部分官员和监临各级地区的达鲁花赤派到华北，同时又以款服入质、领军从征、缴纳差发为条件，允许自金末战乱以来出现在北方的大小军阀世侯，继续行使在各自势力范围内的实际统治权。世侯们集兵刑赋役之政于一己，不相统属。直到忽必烈建立元朝，这种局面才获得根本转变。他借鉴金代制度，在以“藩邸旧臣”为核心的中原知识分子参议下推行“汉法”，同时保留能充分保障蒙古贵族特权地位的种种制度，重新在华北确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制统治体系以及相应的各种典章制度。中统、至元间的创置，奠定了有元一代制度。元朝制度多沿袭金制，同时又有不少前代所不具备的特点。其中有的反映了中原王朝历代相承的传统体制本身的发展变化，如行省的设立；有的反映了被保留的蒙古旧制，如蒙古、探马赤军中的奥鲁（老小营）建置；也有一些是在这两者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如刑罚体系中某些不同于前代的变化，对吐蕃地区实行的政教合一的统治等。
主要机构
中央
中书省：上承天子，下总百司，领六部，为最高行政机关，行使宰相职权。中书省下有六部：吏、户、礼、兵、刑、工。
尚书省，主要负责财政事务，不过时置时废。
枢密院：中央最高军事管理机关。
御史台：最高监察机关。
地方
宣政院：掌管佛教僧徒及西藏事务。
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和琉球。
行省制度：管理地方具体事务。
行中书省
元朝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并为一级政区名称。简称行省，或只称省。元置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也称都省；因大元幅员辽阔，除腹里地区直隶于中书省、西藏地区由宣政院管辖外，又于诸路重要都会设立十个行中书省，以分管各地区。在世祖、武宗朝三次短期设立尚书省主管政务期间，行中书省也相应改称行尚书省。元人称其制为：“都省握天下之机，十省分天下之治。”
除河北、山东、山西由中书省吐蕃地区由宣政院管辖。元帝国在地方设置行中书省。元代“行中书省”的性质，有一个转变的过程。早期是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带中书省的职衔，在外行使“省”的职能。灭南宋之后，行省逐渐转变成了一级地方行政组织，其首长也不再带中书省的官衔。
行省下有道、路、府、州、县、基层行政设施。
行政建置
蒙古人建立的元帝国在消灭南宋前，忽必烈为了方便管治中土，就已在中土开始行汉法，将中国的大都作为首都，建立了一套以传统中央集权作蓝本的政治体制，例如设立了中书省和司农司等一系列专司机构，使用汉人的统治机构来统治人民，并在朝中任用了大批儒臣，包括刘秉忠、姚枢、许衡等。首都大都就是在刘秉忠等人的规划下建成的。此外，大元还建立了儒户这个户籍来保护和优待读书人。后来，又恢复了科举制度（不过名额很有限），尊崇孔子。理学是元代科举的标准。从整个政权来说，元代并没有统一的“官方思想”，一般来说，蒙古统治者更多地信奉草原的萨满教与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
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遵用汉法，立中书省总领全国政务，始置丞相及平章政事、左丞、右丞、参知政事等宰执官。其后，相继于各大地区建立行中书省。初期，仍沿用前代制度，以中书省宰执官出领各行省，称行某处中书省事。以后此类行省实际上已成为常设的地方行政机构，与前代所置临时性的分遣机构不同，行省官若仍以中书省宰相行省事系衔，就与中书省的权限没有区别，嫌于外重，遂更定官制，只称某处行省某官，不再带中书省宰相职衔。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铨定省、台、院、部官，罢各行省所设丞相，只置平章政事为最高长官，以与都省相区别。后来，部分地大事繁的行省许设丞相。延祐七年（1320年），复罢各行省丞相，已置者皆降为平章政事。叶顺铁木耳（1324～1328）以后，某些行省又设丞相，视需要及任职者的地位而定。各行省一般置平章政事两员（从一品），右丞、左丞各一员（正二品），参知政事两员（从二品），其品秩与都省官同；左司、右司合为一，置郎中、员外郎、都事，品秩皆低于都省。元末，有些行省还增置“添设”平章、右丞、左丞、参政等官。行省掌管辖境内的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及其他军国重事，统领路、府、州、县；距离省治远的地方，另设宣慰司统之，作为行省的派出机构。
然而，其“汉法”施行得并不彻底。由于元帝国的覆盖面积较广，除中原地区外还包括许多其它地方，不少中亚汗国君主以及蒙古王室成员都不满忽必烈行汉法的举动，忽必烈晚年也渐与儒臣疏远，因此汉法并未成为一套完整的体系。
法律
元代始终没有颁布完备的法典。至元八年（1271年）以前，中原汉地断理狱讼，基本上参用金泰和律定罪，再按一定的折代关系量刑。至元八年十一月，在建“大元”国号同时，下令禁用泰和律。以后曾数次修律，都没有完成。判狱量刑，主要根据已断案例，类推解释，比附定刑，与其他封建王朝相比，司法的随意性较显著。其他方面的立法行政，也都以诏制、条格（经皇帝亲自裁定或直接由中书省等中央机关颁发给下属部门的各式政令）为依据。因此，元朝的法制体系，主要是由因时立制、临事制宜而陆续颁发的各种单行法构成的。政府下令，凡在朝及地方各衙门均应分别类编先后颁发的各种格例，使官吏有所持循。
当时“内而省部，外而郡府，抄写条格，至数十册。遇事有难决，则检寻旧例，或中所无载，则施行比拟”。条格和断例岁增月积，繁杂重出，互相抵牾。元政府有时将历年所颁降的某一方面的条例重加“分拣”、“斟酌”，厘定“等第”，形成新的法律文字，作为“通例”公布。同时，对国家的政制法程，也几次召集老臣，从以往颁发的政府文书中选出“可著为令者，类集折衷，以示所司”，所成《大元通制》、《至正条格》等格律类聚都是具有法典性质的政书（见《通制条格》）。
元朝法律大体上遵循前代“同类自相犯者，各从本俗法”的原则。“五刑”的刑罚体系与前代相比发生了某些变化。同时，由杀人者向被害者家属偿付烧埋银，以及将刺字断放的前科罪人发付原籍，由官司籍记充“警迹人”，交由村坊邻右监督等规定，从元代开始制度化。对伤害罪，规定由加害者交付给受害者一定数量的“赡养之资”、“医药之资”，对加害者所处的实刑则比前代相应减轻。元代法律从维护蒙古贵族和地主阶级利益出发，制定了种种不平等规定，有些蒙古法，如对偷盗牲畜处以赔九之罚、倍赃制，屠宰牲口时禁抹喉放血等，对施临于汉族居民的刑罚体系也有一定的影响。
等级制度
在封建制度里，贵族处于最高统治地位，当蒙古人侵占其他国家建立政权后，就出现了包括蒙古贵族在内的多个民族贵族并立的情况，这产生了帝国该由谁统治的问题。元朝为维护蒙古贵族的专制统治权，采用“民分四等”的政策，把中国人分为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汉人，四等南人。这一政策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早在大蒙古国时期，成吉思汗攻占中原后有位大臣提出将当地汉人驱赶后把中原变成蒙古人的大牧场。但成吉思汗的谋士契丹人耶律楚材以可以向汉人征收大量税收为由反对这个计划，该提案没有实施。
元朝存在等级歧视制度。一种常见的说法是将臣民分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这种划分反映在一系列不平等的政策和规定中。比如禁止汉人打猎、学习拳击武术、持有兵器（例如数家才可共用一把菜刀）、集会拜神、赶集赶场作买卖、夜间走路。“杀蒙古人的偿命，杀色目人的罚黄金四十巴里失，而杀死一个汉人，只要缴一头毛驴的价钱。汉人如当兵则不许充宿卫，如当官也往往只能做副贰（虽然实际上存在很多例外情况）。这些法律规范对于汉人均不平等。
遇到征伐战争，差别待遇较平时更甚。像1286年，为了进攻安南，征用全国马匹，色目人三匹马中只征两匹；而汉人的马，无论多少，全部征收。以后不断征马，每次如此，汉人的马就成为珍品。
甲主”以上的地方政府首长，全由蒙古人担任。当蒙古人不够分配，或中亚人贿赂够多时，则由中亚人担任。蒙古官员大多数是世袭的，每一个蒙古首长，如州长、县长，他所管辖的一州或一县，就是他的封建采邑，汉人则是他的农奴，他们对汉人没有政治责任，更没有法律责任。但实际上对于许多豪强是不适用的。虽然法令禁止汉人持有兵器，但大兴史氏、易州张氏、真定董氏等待遇和蒙古贵族相差无几。相反许多蒙古贫民生活却很困苦，到了元朝中叶，常有大批蒙古贫民在大都、通州等地被贩卖，色目人也有不少沦为奴仆的。实际还是地主阶级政权。
蒙古大汗可以随时把汉人视如生命的农田，连同农田上的汉人，像奴隶一样赏赐给皇亲国戚——亲王公主或功臣之类。南宋灭亡后所举行的一次赏赐中，少者赏赐数十户数百户，多者竟赏赐十万户。每户以五口计，一次就得到五十万个农奴。汉人忽然间失去了祖宗传留下来的农田，也忽然从自由农民沦为农奴，没有地方可以申诉。蒙古人，都可以随意侵占农田，他们经常突然间把汉人从肥沃的农田上逐走，任凭农田荒芜，生出野草，以便畜牧。元代在漠北草原的蒙古人，仍过着兵民合一的游牧生活，战时出军，平时便屯聚牧养。在汉地和江南，元朝军士的来源采取从固定的军户中签发的办法。蒙哥二年壬子（1252年）大规模籍户时，已明确地区分民户和军户。进入内地的大多数蒙古人户及被收编的金、宋降军之家，皆以军户著籍；此外还有一些汉族或其他各族人户陆续被新签为军户，一般都由中户充当。军户种田，可免税粮四顷，称为“赡军地”。蒙古、探马赤军和汉军（金朝降军和蒙古政权、元政府在华北签发的军队）军户，都是通过奥鲁进行管理的。奥鲁的主要职责，一是从军户中起发丁男当军应役，并及时起征亡故军人的“户下弟男”承替军役，弥补军队缺员。二是负责按时为本奥鲁起发的当役军人置备鞍马、器杖、盘费等军需。蒙古、探马赤军的奥鲁，隶属于该奥鲁当役军士所在的万户、千户之下，汉军奥鲁由所在地区的管民官兼领。新附军（南宋降军）未设奥鲁。
元代军事防卫分为两大系统，即戍卫京师（大都）的宿卫系统和镇守全国各地的镇戍系统。宿卫军队由怯薛军和侍卫亲军构成。忽必烈建国后，保留了成吉思汗创立的四怯薛轮番入侍之制，用他们列值禁庭以充护卫侍从，常额在万人以上，由皇帝或亲信大臣直接节制。侍卫
亲军用于环卫京畿，到元朝末年后置三十余卫，卫设都指挥使或率使，品秩与万户相当（正三品），隶属于枢密院。进入内地的色目人军队，由于战斗力较强，相当一部分被编入侍卫亲军。镇戍诸军的布局，腹里主要由蒙古军和探马赤军戍守。华北、陕西、四川等地的蒙古、探马赤军由各地区的蒙古军都万户府（都元帅府）统领，隶属于枢密院。南方以蒙古军、汉军、新附军相参驻戍，防御重点是临江沿淮地区。隶属行省的镇戍诸军，方面有警时由行枢密院统领；平时日常事务归于行省，但调遣更防等重要军务仍受枢密院节制。全国军马总数，只有皇帝和枢密院蒙古官员知道，行省兵马也只有为首的蒙古官员知道。
三十余卫，卫设都指挥使或率使，隶属于枢密院。
镇戍军，负责镇守全国各地。军队包括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等。行省制度。
经济方面仍以农业为主，由于蒙古统治者的残暴和剥削，元朝整体生产力比宋朝低，但是在生产技术、垦田面积、粮食产量、水利兴修以及棉花广泛种植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发展。蒙古人是游牧民族，草原时期以畜牧为主，经济单一，无所谓土地制度。攻打华北时，惨酷的屠杀和劫掠带来很大的破坏。灭金国后，在耶律楚材劝谏下，成吉思汗同意复苏农业，鼓励汉人垦殖以期长治久安。忽必烈即位之后，实行一些鼓励生产、安抚流亡的措施。到元朝时，由于经济作物棉花不断推广种植，与棉纺织品在江南一带都比较兴盛。
农业元朝经济大致上以农业为主，其整体生产力虽然不如宋朝，但在生产技术、垦田面积、粮食产量、水利兴修以及棉花广泛种植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发展。蒙古可汗进入中原之初，惨酷的屠杀和劫掠，给北方地区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毁坏。蒙古人原来是游牧民族，草原时期以畜牧为主，经济单一，无所谓土地制度。蒙金战争时期，曾打算尽杀汉人，把耕地都变为牧场，大臣耶律楚材建议不如保留汉人的农业生产，以提供财政上的收入来源。这个建议受到铁木真的采纳。窝阔台之后，为了巩固对汉地统治，实行了一些鼓励生产、安抚流亡的措施，农业生产逐渐恢复。特别是经济作物棉花的种植不断推广，棉花及棉纺织品在江南一带种植和运销都在南宋基础上有所增加。经济作物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就使当时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在某些方面渗入了商品货币经济关系。但是，由于元帝集中控制了大量的手工业工匠，经营日用工艺品的生产，官营手工业特别发达，对民间手工业则有一定的限制。
商品
由于蒙古对商品交换依赖较大，同时受儒家轻商思想较少，故元朝比较提倡商业，使得商品经济十分繁荣，使其成为当时世界上相当富庶的国家。而元朝的首都大都，也成为当时闻名世界的商业中心。为了适应商品交换，元朝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完全的纸币流通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以纸币作为流通货币的朝代，然而因滥发纸币也造成通货膨胀。商品交流也促进了元代交通业的发展，改善了陆路、漕运，内河与海路交通。工匠和匠户制度
在官营手工业中实行工匠和匠户制度。蒙古统治者在其初期掠夺战争中，把从中亚各地和中原地区俘获的手工艺匠人集中起来，加以利用。这些工匠成为元代初期官手工业中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的身份同于工奴。大规模战争结束后，元政府采取拘括户口的办法来控制工匠。工匠的户籍，编入另册，称为匠户。
元代匠户主要有两种，为军队生产，受军队管辖的是军匠；为各局院生产，受局院管辖的是官局人匠，总称系官人匠。此外，还有受各贵族王公直接管辖的，称投下匠户。匠户名义上不再负担其它科差，每月并向政府领取一些最基本的生活消费品，大致是每人米三斗、盐半斤。家属只供给四口，大口每月二斗五升，小口一斗五升，超过四口的，不予供给。由于长官的克扣，经常还不能够完全领到手。所以工匠们常是“衣食不给，致有庸力将男女质典者”。
匠户的职业是世袭的，非经放免，子孙不能脱籍。官局中的劳役完全是强制性质的，这就是所谓“匠不离局”。
在这种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工匠们经常用逃亡和怠工等形式来进行反抗。由于工匠们的反抗，官手工业各部门，生产效率低，质量差，有时不得不采用差派民间工匠到官手工业中劳动的办法来解决技术、劳力缺乏的问题。
丝织业发展
元代官私手工业中的丝织业有很大发展。旧的丝织业中心如江、浙、四川等地，在元代都有较大的进步。官办的丝织业著名的有平江、杭州、成都三处的织锦院，院里织机各有数百台，工匠数千人，有挽综、纺绎等较细的分工。类似大小不等的织染局遍布全国，像福建提举司岁织缎也在三千匹以上。
私营手工业也有发展，如杭州、苏州私营丝织业作坊的规模与经营情况就是例证。据记载，元末至正年间（1341年～1367年），杭州“有饶于财者”，家有抒机四五具，雇工十数人，织工劳动“每夜至二鼓”，其中技艺较高的织工，且可获得“倍其值”的工资。可见在元代丝织业作坊中已有雇佣劳动出现。当时在丝织业技术上较前代有所革新。织锦刻丝方面许多名工巧匠的作品，绚丽多彩，各具风格。
棉纺织业发展
棉纺织业在元代也大放异彩。松江（上海松江县）乌泥泾是当时棉纺织业的中心。这个中心的形成，是和元初棉纺织革新家黄道婆的贡献分不开的。黄道婆是乌泥泾人，幼年“沦落崖州（海南岛）”，从黎族妇女中学得了先进的棉纺织技术。1295年前后她返回家乡，又把汉族地区丝麻纺织的经验用在棉纺织上，改进了从轧花到织布一系列的棉织生产工具。如原来弹花用小竹弓和手指，“厥功甚艰”，她改用大弓椎击法；原来纺纱用单绽纺车，她改为三绽纺车；在织染方面，还能错纱、配色、综线、絜花，织出各种美丽图案，适应了当时棉纺织业发展的需要，从而推动了松江一带棉纺织业的发展。当时有“松郡棉布，衣被天下”之谚。这是黎汉两族人民创造才能的集中体现。
制瓷业发展
元代的制瓷业在宋、金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南方的景德镇逐渐成为全国最大的制瓷中心，以生产高质量的青白瓷为主。色釉有青花、釉里红、红釉、蓝釉等品种，是这个时期的重要成就，其中尤以青花瓷最为突出。元政府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管理官窑，烧制进贡的御器。器内皆记枢府字号，故又称枢府窑。对民窑则加以课税。据记载，当时有三百多座瓷窑在生产。浙江有龙泉窑，产品以青瓷为主。北方制瓷业发展也很迅速。除钧窑、定窑继续在发展外，河南、河北在旧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新窑，山西的蒲州、潞安、霍州都有一批新窑投入生产。随着各地瓷窑的兴建，瓷的产量在逐年上升，除供应国内的需要外，产品还远销日本、朝鲜、南洋和中亚各地。
矿冶业发展
元代的矿冶业也有发展。官办的铁矿冶炼业由于管理不善，生产力低，后来逐渐变成官督民办的形式。如元世祖时期河北沙河綦阳镇附近四个铁冶，原由9950户冶炼匠户承担，冶炼出来的全部产品价值还不如只抽冶户包银所得合算，当时官僚王恽建议把冶户解散为民，“罢去当差，许从诸人自治窑冶扇炼，据官用铁货，给价和买，深是官民两便”。就是要求变官冶为民冶的一例。
印刷业发展
印刷业也相当普及，南北各地都兴起许多刻书印刷中心。南方的杭州、建安（建瓯）、福州的印刷业继续有发展。北方自1236年耶律楚材请立经籍所于平阳（山西临汾）后，“平水刻”盛极一时，书坊萃集，私营书店不断出现。各地私人印刷业的兴起，对当时的文化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城市的繁荣大都被称为“汗八里”，当时不仅是大汗的京城，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经济中心之一。从东欧、中亚，从非洲海岸，从日本、朝鲜，从南洋各地，都有商队、使团来到大都。在国内，西藏的喇嘛们每次往返均要运输许多货物，是宗教团体而兼有商队的性质；从东南沿海直航天津的海船也带来闽、广、江、浙的丝绸、瓷器和南洋的香料。大都城内流通的商品有粮食、茶、盐、酒、绸缎、珠宝等，也有单项商品集中经营的市场，如米市、铁市、皮毛市、马牛市、驼骆市、珠子市等。商业行会的组织中，有“行老”负责业务上的内外事务。
北方的重要城市，沿着陆路交通干线，有涿州、真定、大同、太原、平阳、奉元（西安）、开封、济南等；再向北则有上都、和林、镇海等城市，集中着大批汉族和西域商人。此外肇州（黑龙江肇源西南）也是东北重要城市。在西南方面则有成都、昆明、大理等城市，使西南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也都纳入了全国的商业网。再西一直通至西藏日喀则萨迦寺一带，并和尼泊尔取得贸易联系。
商税增长
沿着运河和长江，一些旧有的商业城市更蓬勃发展起来，如杭州、平江、镇江、集庆（南京）、扬州等城是比较著名的。
此外，沿海城市有广州、泉州、福州、温州、庆元（宁波）、澉浦、上海等，其中除福州外，都是设有市舶司和提举司的对外开放的贸易港口。如泉州已成为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出口商品有瓷器、丝绸等，进口商品有丁香、豆蔻、胡椒、钻石、珠宝等。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曾提到与泉州有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近百个。
1270年（至元七年），国内商税“以银四万五千锭为额，有溢额者别作增余”，至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商税已增至“腹里为二十万锭，江南为二十五万锭”，共计四十五万锭。不到二十年，增长了十倍。商税的增长固然说明了封建剥削的加重，但也反映出当时商业的繁荣。
封建政府的专卖制度
元代国内外贸易沿袭前代的一套办法，由政府直接管理。它采用专卖的办法来垄断资源，控制市场。国内市场上的许多商品，从盐、茶、酒、醋到农具、竹木，无不由政府经营。官营专卖事业中最重要的是盐，盐课收入占了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
在国际贸易上也实行官营专卖的办法，政府设立市舶提举司。市舶制度的建立使海外贸易处于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1285年（至元二十二年）又实行“官本船”的办法，即由元朝政府“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通过这个办法垄断海外贸易，不许“别个民户做买卖的”下海，为此拨出十万锭做经费。后来，不许私商下海的办法虽然行不通，但“官本船”一直存在。民间商人因“通番贸易”而致富者亦不少。如嘉兴沈氏“因下番买卖致巨富”。
官营专卖事业，其目的是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巩固封建统治。但由于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不利，反而产生了社会经济停滞萎缩的弊病，促使当时封建政权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
当时人民群众反抗专卖的办法，就是走私。这种官、民矛盾的激化，最后必然发展成武装斗争。
钞币的流通
蒙古建国之初，就曾发行纸币。随着蒙古势力的扩张，纸币流通区域也在扩大，但金的交钞仍在使用。币值不一，地区之间彼此阻隔，不利于经济的交流和发展。到元世祖时，开始推行钞法，发行统一的货币。1260年（中统元年）七月，印造交钞，以丝为本位；同年十月，又印制以银为本位的“中统元宝钞”，简称中统钞。中统钞每二贯可兑换白银一两。这种货币不受区域和时间的限制，可用来纳租税。
这样，中统钞就作为统一的货币畅通全国。1275年（至元十二年）灭宋后，又废止了南宋流通的铜钱。随着政治的统一，也完成了货币的统一。1287年（至元二十四年），为了整顿财政金融，又发行了一种至元钞，从五文到二贯共十一种面额，与中统钞并行。以后在武宗至大、顺帝至正年间都曾一度变更钞法，并铸造过一些铜钱，但都行之不久。终元之世，只有中统、至元二钞作为主要纸币，并行流通。
顺帝至正间，为了筹集对付农民起义所需的军费而变更钞法，结果通货膨胀，纸币贬值。最后，演变到以物易物时，元朝也就灭亡了。
斡脱钱
早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在和西域各民族接触后，受其影响，出现了商业行为和高利贷。当时由中亚贵族出资交商人们经营的商业组织称为“斡脱”，此词在土耳其语中本有商队伙伴等含义。他们在为蒙古统治者采购消费品的过程中也常替他们经营一些商业或代放高利贷，因而获得其信任。斡脱们放出的高利贷叫做斡脱钱。
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了维持生活和交纳赋税，有时被迫不得不求助于斡脱钱。斡脱钱当年本利相等，第二年把本利合起来生息，因此被称为“羊羔儿利”或“羊羔息”，负债者经常“破家散族，至以妻子为质”。为了管理发放斡脱钱，元政府在1272年（至元九年）八月间设置了斡脱所，后来扩展成斡脱总管府，实际成为封建政权吸吮人民血汗的营利机构。宋元时代，中国数学的研究走在世界的最前列，有着辉煌的成就。元代数学家朱世杰在1303年发表的《四元玉鉴》一书（三卷），就是一部代表作。朱世杰，字汉卿，号松庭，还著有《算学启蒙》三卷。他对于多元高次方程组的解法，高阶等差级数和招差术（有限差法）的研究都有独到之处。
元代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水利工程和城市建筑的兴起，促使应用数学得到迅速的提高。旧式筹算已不适应速算的需求，于是在改革古代筹算的基础上，元代产生了珠算。由于算盘的使用和传播，中国数学进入了以珠算为主要计算工具的新时代。这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无疑产生了积极的意义。
最晚在蒙哥时，中国数学界已接触到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此外，阿拉伯数学知识也传入中国。
天文学
1267年（至元四年），元朝政府用西域人札马鲁丁修订历法。札马鲁丁根据回回历法制定出“万年历”，但不够准确。至元十二年灭宋之后，又命郭守敬、王恂和许衡等人重新修订一份新历。
郭守敬（1231年～1316年），字若思，顺德邢台人，是一位在天文、水利、数学等多方面有成就的科学家。他主张通过测验来编制新历，请求政府设监候官（专职测验人员）十四员，分往全国二十七个测验所，进行实测。经过这一番仔细实测之后，又继以精密计算和综合研究，在宋代《统天历》的基础上，于1280年（至元十七年）完成了历法的改造，命名新历为《授时历》。
郭守敬制定的《授时历》以365.2425日为一年，和地球绕太阳的周期实际相比只差26秒，同现在世界上公用的阳历（格里哥莱历）一岁周期相同。格里哥莱历系1582年制定，而郭守敬的《授时历》比它早300年。《授时历》施行了364年，是中国古代推算最精确和使用最久的历法。
郭守敬为了测验天象，创造了简仪、仰仪、高表、候极仪、玲珑仪、景符等十多件天文仪器。其中简仪所达到的精密度，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
地理学
元朝统一中国后，版图的广阔和交通的畅达，都是空前的。这种形势为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280年（至元十七年），忽必烈派遣懂得许多方言的女真人都实去勘察黄河河源。都实曾经三次到达吐蕃，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的杰出旅行家之一。
都实西行踏勘的路线是，由现在的宁夏回族自治州启行，向南经过甘南藏族自治州，再到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历时四个多月，终于发现了黄河源头“火敦脑儿”即星宿海。1315年（延祐二年）翰林学土潘昂霄根据阔阔出的口述，写成了一部《河源志》。这篇纪录是中国现存有关河源勘察的最早报告，并纠正了《汉书·西域传》所述黄河源为伏流重源的非科学说法。
朱思本的《舆地图》，也是元代地理学上的一项重大成就。
朱思本，字本初，江西临川人。他曾利用奉诏代祀名山河海的机会，旅行各地。他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利用当时保存的图籍，依据本人的实际调查研究，前后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编绘成一幅《舆地图》。虽然他的地图仍用计里开方的绘法，但精确度远远超过了以前的地图。图中还反映了当时河源探测的最新成就，达到较高的水平。朱思本还编写过一部八十卷本的《九域志》，今佚。
元代的地理著作还有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和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真腊风土记》－卷，记载了元朝与真腊的交往情况以及这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岛夷志略》一卷。记载了当时中国与东南亚以及阿拉伯地区的海上交往，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中西交通史资料书。
元机械学
机械学在机械设计方面，王祯《农书》中载有用水力推动的纺织机械“水转大纺车”。欧洲到18世纪才有同类的设计。
金末元初山西万泉县木匠薛景石写了一部《梓人遗制》，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制造立织机、提花织机、罗织机等纺织机械的专著。此书因被选辑在《永乐大典》而保存下来。
1295年前后，黄道婆又改进了从轧花到织布的一系列机械和技术。这些老农、工人、织妇们从劳动实践中取得的成就，是中国机械学中的珍贵遗产。
农学
元世祖时由司农司编纂的《农桑辑要》，是中国13世纪前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共七卷，是一部通俗易懂的普及读物。
王祯编著的《农书》是元代一部重要的农业科学著作。王祯字伯善，山东东平人。《农书》全书约13.6万多字，插图281幅，分为三大部分：
一《农桑通诀》，综述中国农业发展的全貌；
二《百谷谱》，分述各种农作物栽培的方法；
三《农器图谱》，对各种农具、水利机械、手工业加工工具等有详细的图谱并附说明。
这是一部从全国范围内对整个农业作系统研究的农学史上的巨著。
医药学
元代的医药学在发展中国传统医学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骨科、伤寒科、营养学、针灸学等方面有很多成就。
危亦林（1277年～1347年），江西南丰人，因家世业医，积数代经验，写成《世医得效方》十九卷，于1345年刊行，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关于麻醉药物的使用记录，是现在世界上已知的全身麻醉的最早文献。
中医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是浙江义乌人，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等书，主张临症时用药要灵活，“因病以制方”，反对当时医生们泥守“局方”的作法。其学说传入日本，形成日本汉医中的丹溪学派（朱震亨号丹溪）。
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编著的《饮膳正要》三卷，是一部讲究营养与食疗的著作，对养生、避忌、妊娠、食忌、高营养烹调、营养疗法、食物卫生等都有论述，记录了中国各民族在烹调方面的宝贵经验。
在元代，由于国内外交通的发达和对外关系的发展，促使各民族间和各国间的医药经验得到广泛交流。如1270年，新型医疗机构广惠司的设置，就是阿拉伯式医院组织的移植。1292年在大都和上都设立了回回药物院，并译出《回回药方》等医药专书，使回族的一些医药经验得以交流。同时，中国的医药也传入阿拉伯及亚非许多地区。在对汉族采取民族压迫的时候，在西南地区有大理国、吐蕃等民族。1252年蒙哥汗命忽必烈与兀良合台自四川迂回南灭大理，原大理国王段氏被任为大理世袭总管。吐蕃自晚唐就走向衰退。1247年窝阔台汗次子阔端召请喇嘛班智达来凉州，史称凉州会盟，此后吐蕃喇嘛与蒙古大汗形成了布施关系。主词条:元朝外交
元朝时与各国外交往来频繁，各地派遣的使节、传教士、商旅等
络绎不绝，其中威尼斯商人尼可罗兄弟及其子马可波罗成为得到元朝皇帝宠信，在元朝担任外交专使的外国人。元廷曾要求周边一些国家或地区（包括日本、安南、占城、缅甸、爪哇）臣服，接受与元朝的朝贡关系，但遭到拒绝，故派遣军队进攻攻打这些国家或地区，其中以元日战争最为著名，也最惨烈。
马可·波罗是忽必烈时代中西方交流中的最有名的基督徒。他声称于1275年到达中国，他的著作是许多年中欧洲人了解中国的惟一渠道。马可·波罗称他的父亲尼柯罗·波罗和叔叔马菲奥·波罗先于他到达中国。
他们于1252年离开威尼斯，在君士坦丁堡作了几年生意，并且在1265年下半年或者1266年上半年到达忽必烈的宫廷之前在俄罗斯和中亚旅行。沉重的徭役
沉重的徭役也集中在贫苦劳动者身上。据记载，当时“浙右病于徭役，民充坊里正者皆破其家”。在赋税和徭役的双重盘剥下，广大劳动人民一遇灾荒，就只能流亡了。
列为一二等的蒙古、色目人中的广大下层劳动者，同样遭受残酷的封建奴役和压榨。沉重的赋税、军役和站役，加上大封建主之间频繁的内讧和战争，官吏们的贪暴，以及自然灾害的袭击，使脆弱的蒙古、色目劳动者个体经济受到严重摧残，不断破产。
关于蒙古人被卖给色目、汉人、南人为奴婢的记载，也是史不绝书。1322年（至治二年），元政府为了收容赎回被卖为奴的蒙古子女，成立了宗仁卫。到1323年正月，仅这一处收容的人数就“额足万户”。
封建统治的极端腐朽
元朝统治集困的骄奢淫佚，在其后期是十分惊人的。每一新帝即位，赏赐贵族们的金银钞币，都在数百万锭以上，田地的赐与也动辄千顷。如顺帝赐丞相伯颜田地，一次就达五千顷。他还还花费大量财物于迷信活动。挥霍浪费，国库为之枯竭。当时各级官吏都贪污勒索，巧立名目。如有拜见钱、撒花钱、追节钱、生日钱等。政府卖官鬻爵，高下有价。到了后期，就更加腐败了。
1350年（至正十年）由于国库空虚，开始发行至正钞，用来代替早已通行的中统钞和至元钞。这种不计后果的办法，当时人称为“钞买钞”。恶性通货膨胀，引起物价飞涨，社会经济陷入严重的危机。随着政治上的腐朽，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的火并也经常发生。元朝的统治已面临崩溃的边缘。
红巾军起义
红巾军大起义的爆发韩山童的祖父，原来就是北方白莲教的一个领袖人物。到了韩山童时，白莲教在教义宣传、群众基础、政治斗争目标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韩山童以白莲教主的身份宣称：“明王出世”即“弥勒佛下生”。“明王”、“弥勒”是当时人民幻想中的救世主，只要明王出世、弥勒下生，人民就可以翻身。这一通俗、简明的号召，有力地吸引了当时陷于贫困绝境的农民。
1344年（至正四年）黄河在白茅堤（山东曹县境）决口，溢入运河，又淹了沿河的盐场。1351年（至正十一年）四月，元政府令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征发汴梁（开封）、大名（河北大名南）等黄河南北十三路十五万民工及庐州（合肥）等地两万多军队到河上服役。河工们原来就是贫苦遭灾的饥民，被强征为河工后，又被迫在军队监视下劳动，越发产生不满的情绪。活动在永年、颍州（安徽阜阳）一带的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决定利用这一个时机，发动起义。
黄陵冈石人
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宣传“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同时散布一首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并暗地里凿了一个独眼石人，在其背上刻了“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几个字，埋在即将开工的黄陵冈（河南兰考东）河道上。当河工们掘出独眼石人后，奔走呼告，人心浮动。起义的条件日益成熟。
1351年五月，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在颍州颍上县的白鹿庄聚集了三千多教徒，打出“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旗帜，宣誓起义。但立即遭到元地方政权的镇压，刘福通冲出包围后，重新组织起义力量，一举占领了颍州。义军头裹红巾，人称红巾军。刘福通在颍州起义成功后，南北各地的白莲教徒纷纷起兵响应。北方地区还有：
芝麻李（李二）、彭大、赵均用等起义于徐州，布王三（王权）占领唐、邓、南阳等地，称“北琐红军”；
孟海马占领均房、襄阳等地，称“南琐红军”，郭子兴占领濠州（安徽凤阳）。
在南方进行反元活动的领导者是彭莹玉、徐寿辉。以后，徐寿辉称帝，建立了政权，国号天完，年号治平。他们占有了湖北、湖南、江西一带的广大地区，给元朝南方的封建政权以沉重的打击。
元末农民起义军
元末农民起义军中规模较大的还有1348年起兵于浙东的方国珍和1353年起兵于高邮的张士诚。方国珍是浙江黄岩人，“世以贩盐浮海为业”。至正初年，方国珍的仇人向官府告发方国珍私通海盗、坐地分赃。方国珍杀了仇人，带领家属和邻里逃命到海中，集结了数千人，屡败元军，并占据庆元、台州、温州等沿海地区，成为元末拥军割据的一支实力，称雄浙东二十年。
张士诚，泰州白驹场人（今属江苏东台），出身亭户，“以操舟运盐为业”。因受富户及弓兵们的欺侮，愤而与弟士义、士德、士信等谋，举兵反元。在攻克高邮后，以高邮为都城，国号大周，自称诚王，建元天祐。1354年，元丞相脱脱率百万大军围高邮，因被右丞哈麻所劾，削职远徙，元军大乱。张士诚乘机反攻，取得高邮战役的重大胜利。1356年张士诚南下，据有平江（苏州）、湖州、杭州等地区，迁都平江。
北方红巾军的北伐
1355年（至正十五年）二月，刘福通将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从砀山夹河迎至亳州称帝，国号大宋，改元龙凤。又利用“明王出世”的宣传效果，称韩林儿为“小明王”。中原各地的红巾军一时都接受了大宋政权的领导。
1357年（至正十七年），刘福通作出重大战略决策，分兵三路北伐：东路军以占领山东的毛贵为主力，直插河北，指向元京城大都，中路军由关先生（关铎）、破头潘（潘诚）为统帅，绕道山西，转攻河北，形成对大都的迂回包围；为了分散元军对东路和中路的压力，又组织了西路军作策应，由白不信、李喜喜、李武、崔德等经潼关和武关入陕西。
由毛贵率领的东路军，曾一度进攻到离大都不过百多里的枣林（北京通县西南）和柳林等地。但由于孤军深入，被元军所败，毛贵最后撤回济南，东路军北伐失败了。中路军占领了大同、上都等重要城市，大大震撼了元朝腐朽的统治。又转战辽东各地，直入高丽。
西路军在陕西受到挫折。1358年，一部分红巾军进入四川，一部分红巾军攻占了甘肃、宁夏等地。
红巾军三路进军的同时，刘福通也于1358年五月攻占汴梁，把韩林儿从安丰（安徽寿县）迁来，宣布以汴梁为首都。出现了北方红巾军全盛的时代。
当北伐各路失利之时，宋都汴梁也受到元军的围攻。1359年八月，元朝察罕帖木儿部攻下了汴梁，韩林儿、刘福通撤退到安丰。1363年二月，张士诚部下大将吕珍乘机围安丰，刘福通被杀害。朱元璋解安丰围后，迎韩林儿到滁州居住。1366年十二月，朱元璋派廖永忠迎接韩林儿到应天，在瓜步（江苏六合东南）渡江时船沉，韩林儿淹死，以龙凤纪年的宋政权至此结束。1352年二月，定远土豪郭子兴起义于濠州，自称红军。闰三月，出身贫苦、曾为游方僧的朱元璋也参加到这支队伍中来。1355年郭子兴死，朱元璋掌握了这支军队的实际领导权，并归大宋政权统辖。
1355年六月，朱元璋南渡长江，夺取了太平路（安徽当涂）一带大片地区。次年三月，他又亲率水陆大军攻克集庆路（南京），改名应天府。他以应天为根据地，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当时起义军中的一支劲旅。
攻下集庆前后，朱元璋对封建士人逐步采取了优容的态度，以李善长为帅府都事，汪广洋为帅府令史，陶安为令史。攻取集庆的策略就是陶安和冯国用等人建议的。元池州学正朱升还向朱元璋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后来刘基、宋濂等儒士，也得到朱元璋的特别重用。这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在农业生产上他开始设置营田司。又令将士屯田，“且耕且战”，“及时开垦，以收地利”，保证军粮供应，恢复社会生产。
起义军进攻
1358年十二月，朱元璋亲自统率十万大军包围了婺州，元守将开城迎降。朱元璋在婺州置中书浙东行省。接着朱元璋的浙东驻军，先后占领了诸暨、衢州和处州（浙江丽水）。东南一带被孤立的元军据点，次第消灭。这时朱元璋的占领地区东北邻张士诚，西邻陈友谅，东南邻方国珍，南邻陈友定。
1360年闰五月，陈友谅勾结张士诚，准备顺流而下，东西夹击朱元璋的根据地应天府。朱元璋采纳了刘基的主张，设好埋伏，打败了陈友谅。张士诚慑于形势，未敢出动。
1363年，陈友谅竭尽全力，企图与朱元璋决一胜负，因而爆发了著名的鄱阳湖水战。当时陈友谅拥兵六十万，大舰数十艘，而朱元璋只有二十万人，用小船。朱元璋采用火攻，把陈友谅用铁索联在一起的大舰焚毁了不少。激战的结果，陈友谅中流矢丧命，其子陈理突围奔回武昌，朱元璋取得全胜。1364年，朱元璋又亲率大军征武昌，陈理请降，陈友谅的这个割据政权灭亡。
朱元璋在收拾了陈友谅之后，回师东进。1365年，他派遣徐达为大将军，先攻取高邮、淮安；又攻占湖州、杭州。到1367年九月攻克平江（苏州），张士诚被俘送应天，自缢死。
1357年，朱元璋遣兵调将，分三路进讨方国珍。从陆上海上对方国珍形成了一个大包围。方国珍计穷势屈，不得不投降。
明朝建立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朱元璋建立起来的政权只能维持原来的生产关系，在社会改革上他所能做到的仅是“旧政有不便者，吾为汝除之”。这样做的结果，在他的文武官员中培植了一批新的封建地租剥削者，随着政治地位的变化，这些领导成员也就变成拥有众多庄田佃户的封建地主了。
1364年正月，朱元璋即吴王位，设置百官，建立了一整套封建统治机构。
1367年（吴元年）十二月，朱元璋正式即皇帝位。第二年即1368年正月，改元洪武，定国号为明，以应天府为京师。开始了明朝的历史。
元朝灭亡
朱元璋的南征朱元璋平定福建的陈友定后，占据广东的地方武装何真向朱元璋求降。这时南方只有西南一隅尚未统一。
1366年，割据四川的明玉珍死，子明升即位。政权一直苟延到1372年（洪武四年），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才降附了明朝。
朱元璋于1381年（洪武十四年）命傅友德、沐英、蓝玉率三十万大军进攻云南。元朝梁王逃到晋宁自杀。第二年蓝玉、沐英攻下大理，云南最后被平定。至此，朱元璋基本上统一了南方。
明朝北伐的胜利
1367年十月，朱元璋派遣徐达、常遇春率军二十五万北伐。在北伐的檄文中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并向蒙古、色目人保证“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当时腐朽的元朝政权只靠几支地主武装支持残局，其中主要的有扩廓帖木儿守河南，孛罗帖木儿守大同，李思齐、张良弼等守关中。他们相互之间派系林立，争权夺利，连年交兵，到处杀掠。元顺帝则信任喇嘛僧，沉迷于天魔舞的声色淫佚之中。
明朝统一
徐达先取山东，再西进攻下汴梁，然后又挥师潼关，击败李思齐。朱元璋亲自坐镇汴梁，指挥进兵元都的大决战。1368年闰七月，徐达会诸将于临清，大军沿运河长驱北上，下长芦，克青州，至直沽（天津市），元将也先自海口逃跑。七月二十八日元顺帝弃大都北遁。八月初二日，徐达率北伐军进入大都。从1271年元世祖建国号以来统治了中国98年之久的元朝，至此结束。
明朝大军进入大都后，北方还有一些元军的残余势力。1368年（洪武元年）九月，徐达、常遇春等进兵山西，扩廓帖木儿大败北逃。陕西的李思齐在明军包围下，投降了明朝。北伐军又回师直指上都，元顺帝只好再向北逃，1370年四月死。其子爱猷识礼达腊继位，携残部退到塞外和林一带，史称北元。
到1387年（洪武二十年），占据辽东的纳哈出归降明朝，朱元璋前后用了35年多的时间，至此才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元末农民起义的意义
元末农民起义前后历时17年，是继唐末黄巢起义之后的又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北宋以来，长期积累的土地兼并和土地集中问题，经过这次大起义之后，才算获得了一次较大幅度的调整和缓和。从而促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明初的“移民垦荒”成为可能。明初土地关系之所以能获得一定程度的缓和，正是元末农民战争之赐。
其次，在这次大起义中，大批奴隶得到了解放。奴隶在斗争中获得解放的事实，具有普遍意义。《大明律》规定：“庶民之家，存养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为良。”这说明农民起义中奴隶身份获得解放的事实，在法律上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
最后，元末农民起义在当时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件大事。成吉思汗及子孙们曾在中亚和东欧建立了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元朝名义上是这些汗国的共主。元朝的崩溃覆灭，客观上起了牵制蒙古统治者镇压各国人民的作用，支援了各国人民反抗蒙古贵族统治的斗争。
公告
淄博信息港（http://www.zibo6.com/）服务大家，欢迎分享传播！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将为您信息免费推广，现在免费注册会员，即可免费发布各类信息。
关闭